段永朝：苇草智酷创始合伙人，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执行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中国自动化学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报编委。

　　2016年12月2日，与朱嘉明、邵青、梁春晓、王俊秀、岳路平等小聚，嘉明老师给出的题目是“未来30年”，并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讨论的未来，工业化奠基的哪些东西成为不可逆的，成为不可改变的？第二，30年以后的人和现在的人，哪些关于人的最本质的东西，还会继续存在？第三，最重要的，在未来的过程中它存留着多大比重的过去，后天到底存在着多大比重的今天和多大比重的昨天？因为不存在一个没有昨天和今天痕迹的后天。”



　　在谈话过程中，朱嘉明老师针对互联网时代提出了自己的观察，我作出了这样两点回应：第一，朱老师对那种业界存在的“自以为是的状态”表示担心，我高度同意。朱老师认为今天的互联网语境，充斥着太多的“自以为是”的叙事。互联网的确给人一种“横扫一切”的狂妄或者气势。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只是表象，这只是宣传口径表现出来的那种所谓“丑态”，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担心或者疑问，东西方到底最后谁干倒谁？

　　但这种担心我认为又是多余的，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呢？如果放在历史长河里来讲的话，对中国人也好，对发达国家也好，大家其实都在“补”一手牌。补什么呢？我觉得东西方，不管是有神论文化还是无神论文化，他在日常生活层面和商业、政治层面，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没有解决好，什么共同课题呢？打个比方说，叫作“老人的退出问题”，“老人”并非指“老年人”，这是一个隐喻。老人，就是有威权者，有“神功”者，有“知识霸权”者，等等。老人的“退出问题”是东西方文明共有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它的基本表征就是“财富和权利／权力的继承／传承问题”。互联网将来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解决”这个词语并不准确。很多问题其实不是被“干掉（即解决掉）”的，而是被“废掉”的。所以说，互联网“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通过降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来实现（其实是降低人的重要性来完成的）。

　　过去人类历史上西方都是主体、个体、本体，东方是人为中道，人恪守中道，不管怎么样，借物理的话来讲就是强调原子，强调个体微粒。但是互联网强调的是关系的重要性，说白了就是关系、连接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个体的重要性，这对东西方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中国崛起干倒西方，这是一个陈词滥调，谁崛起干倒谁，这都是旧史观下的陈词滥调。




　　



　　《意义互联网 新轴心时代的认知重启》

　　我相信一定是对话，所以我讲新的世界史是对话的世界史，真正文明史上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从容不迫地展开过，包括阿拉伯文化跟基督文化的对话、儒道释文化跟其他文化的对话，等等。以往我们经历的都是“打架”的历史，真正的文明对话尚未展开。所以，在这种意义下，我觉得未来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共同考验，不是考验谁比谁强，不是比拼最后尘埃落定之后谁占上风、谁占下风。

　　我是这么判断的，对东西方人，有思想的人都应该把这个问题往后放。这不是最迫切的，这是个零和博弈，如果说哪一个文明战胜哪一个文明，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典型的“穿新鞋，走老路”。当然在现实层面这个问题要不要担心呢？那当然要关心，所以我说您的问题肯定是对的，但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是不够的。我们把这个担心告诉未来的孩子们，他们可能就不这么想了。我们要想象他们为什么不这么想，以及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人格分化。未来的孩子们所遭遇的局面，远比我们今天的局面艰难得多（当然是站在我们的视角说的）。我们今天只不过是一个人有八个账号，他们将面临八种身份、八重人格，甚至八个独立的主体。一个人如果有八重人格会怎么样？如果我的孩子他将来有两重人格是欧罗巴情结，还有三重人格是非洲土著情结，还有五重人格是属于他的本土情结……（朱老师插话：我本人现在就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显然我们过去照本宣科的东西（那些旧的知识谱系）统统救不了他们。在这种情景下，我觉得从工具层面上，我们不能再强调“谁胜过谁”这种语境了，我们不能再渲染谁战胜谁，胜王败寇的这种腔调，这种腔调对孩子们是毒素，不能帮他们，不能帮他们hold住八重人格、八条命，hold住精神分裂。这个恐惧是前人很少有的，今天互联网让它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推荐荷兰鹿特丹Erasmus学院穆尔的另外一本书《赛博空间的奥德赛》，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中的一个标题“精神分裂症的春天到了？”。不过穆尔教授用的是“？”号。2016年1月8日在北大师曾志教授组织的“跨语际生命传播思想峰会”上，与穆尔教授谈，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精神分裂症的春天‘必须’到来！”］

　　第二个回应，是朱嘉明老师说互联网对那些工业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价值很小，或者互联网本身也就是提供一下信息。这个听上去有些无奈。的确，互联网的话语方式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不熟悉，甚至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经历冗长的铺垫之后，我想还是直接回到朱嘉明老师提出的三个问题上来。

　　如果把前两个问题合并起来回答，在30年的尺度上看，人本性中哪些东西是不变的？或者哪些最大限度保留下去？我就说一个字，“作”。

　　“作”是什么意思？作是信仰自己，并信心满满；作是精致地利己，并熟稔悲天悯人之话术；作是自鸣得意、自作聪明，并对异样的目光毫不以为意，作是欢喜作，甘愿受——这些词看上去都是对“作”的“声讨”，是吧？下面说“作”的另一面：作是行动主义，从不装模作样；作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而且善于自我解嘲；作是甘愿作，欢喜受。

　　人“作”的本性是不会变的。当然，“作”是相对说得狠一点的。“作”是一体两面，另一面就是“玩”。

　　我特别看中互联网的“玩儿”。我们过去定义的玩儿是闲暇之乐，它假设有一个正事，玩儿只是正事之余的调剂。现在玩儿就是正事，互联网最大的正事就是玩儿。

　　我理解朱老师第三个问题就是比例关系，我猜是50以上，为什么要猜50以上呢？首先30年之前，大致是没有互联网的时候；30年后，则是互联网成熟的时候。现在网民数，已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再过30年，基本能上网的就都上网了，剩下可能也就5～6覆盖不到，互联网像电灯一样照亮全世界了，这就是一个时代宣告成熟。

　　在这种情景下，为什么是50以上呢？下面我打比方说明：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好比生活在两层空间，有互联网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三层空间。

　　第一层是“作”的本意。作的本意就是资源竞争，打打杀杀、吃喝玩乐、成王败寇。第二层是宗教，在第二层有精神生活了，这就是波普尔的世界2 加世界3。

　　你会发现第一层是真实的作、打，是血淋淋的，第二层是开始琢磨、反思，是意识形态、政治宣传，一切关于作的学问，包括科学技术、大学教育，都在第二层。

　　但是这两层，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基本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状态。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世界不同文明所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一条所谓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大白话说，就是：你作，他也作；你不作，他也不作。

　　这是一个没出息的世界。之所以没出息并非像先哲那样，归结于善或者恶，而是人们在这两重世界中，疲于奔命，来回穿梭，很难“以有涯挨无涯”，很难穷尽作的各种可能性。好吧好吧，作不动了，就歇会儿；缓口气儿，咱继续作。

　　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么作不好玩儿，但没办法，作，还有一个语意，那就是胶着，大家彼此都被黏连在一起，没法不作。大家都知道有时候作起来很难受，代价高昂，但没办法，你不作，你就等着被作，那还不如自己作。

　　互联网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互联网之后有了一个赛博空间的东西。这玩意儿太好了！它可以像照妖镜一般，把前两层的人的种种作态，映射到这个空间；更有趣的是，它能让人貌似进入前所未有的解放：想怎么作就怎么作。

　　在第三层里，每个人都拥有多重人格、多重主体，多个化身，可以映像到前两层。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个人有八条命”这件事情，在第三层变成一个扎扎实实的体验。

　　第三层有什么用呢？简单说有两种：一种是原本前两层里，绝大多数作来作去的故事，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迁移到这一层，而且切肤体验还不打折。比如说，古代社会（互联网之前的社会都应叫作古代社会）基本上是“讲不通就干一仗”的模式，这个代价太大了，血流成河，也很吓人。有了第三层就容易多了：不服气可以各自让各自的AlphaGo出场，让它们互相“干”一仗，完爆到极致。

　　第三层不光能实现“想干就干”的愿望，还允许你后悔。如果没有第三层，后悔的成本极其大，甚至不准后悔。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随时可以按下你的replay键，再玩一把。

　　我觉得，对真正的互联网原住民来说，未来的孩子们会遭遇真正的挑战：他们将必须调和八个化身、八重人格、八条命的悖立、冲突。当然，这个也许是我用互联网移民的眼光这么看吧，好像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里讲到的，孩子们自己会找到办法的，不必我们瞎操心。

　　小说背景设置于1999年，由于御夫座某颗超新星爆发的辐射到达地球，导致13岁以上的人类将在一年内死去，而儿童由于自身基因修复能力得以存活。在为期一年的“大学习”中，世界各国的成人竭尽全力将毕生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传授给经过层层筛选的精英儿童，以期他们能够接过管理国家乃至运作世界的权杖。资料来源：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如何改编成电影？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瞎操心一下：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之所以还有一点点用，那就是尽可能扮演一个“防洪堤坝”的作用，把这个两层的古代社会里，太多无用的垃圾，拦截到外面，多吸几口思想的雾霾，省得孩子们花费太多的气力，浪费在无用功上，能让他们轻松愉快地迁移到第三层赛博空间，让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体力，应对属于他们自己的挑战，也好。不过，这也许仍然是瞎操心。好吧好吧，瞎操心就瞎操心吧。

　　我想，未来的孩子是这个样子的：到了五点钟了，一个小时high完了，又到了三点钟，“我”现在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我”喜欢——他可以同时扮演（或许不是扮演，而是“就是”）很多的角色，甚至可以同时入局，完成那个局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第一层、第二层Just a game（只是个游戏而已）。

　　如果说每一层分别占30（静态地说，分别是30）的话，这新长出来的一层，也就是30。那怎么会多加一个20呢？就是因为这30会“逆向渗透”前面那两层，第三层Cyberspace的这种玩法，会倒过来“深度侵入”前面这两层，也可以说深度“格式化”。

　　格式化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承认“两可”，又计较成败又不计较成败，计较成败的时候我在局中。所以你能看到的成功、失败、痛苦都在里面，我要掺和在局中，我要赢，但最后也还有退出机制，我可以安逸地退行到上面一个层次，我可以活在他自洽的第三层。这种情况下，分别有10的功力，会重新塑造前两层的生活。所以您不用担心跟工业时代割裂，哪怕农业时代、游牧时代，都只是扮演而已，只不过是角色扮演。

　　第二个要点就是这种格式化，其实不是工业化时代的整齐划一的格式化，也不是简单粗暴的均一化、均质化。这种格式化，本质上只是“对可能性的嬉戏”，甚至说得狠一点，调戏。

　　这样30再加上两个10，不就是50了吗？

　　我说2016年对我触动最大的就两件事，第一AlphaGO，第二川普上台，就这两件事。

　　一个是科技意义上的，一个是政治意义上的。

　　它表明了世界格局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变化，这种无可挽回发生的变化不是空中楼阁，好像横空出世一个新世界一样，不是的。这个世界的要素，虚虚实实的要素，已经都在了，但是要素的新组合发生变化了，对要素的新解释发生变化了。

　　最基本的世界要素就三个：物质、能量、信息。只不过今天说起来，这次巨变都是在信息层面发生的。只要我们还没有到不吃饭靠充电生存的时刻——那可能是100年以后的事了——只要我们的生命体还是靠吃饭、穿衣来过日子的话，30年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这儿。

　　其实20年前，在洛杉矶费德蒙特大酒店开的那次很著名的会，就有这样一个词叫作“靠喂奶生存”，80的人是不需要工作的，80就是纯消费民众，你生下来唯一的使命就是“作”，就是愉快地消费。因为只有20的人，就可以决定这个世界了，德国《镜报》记者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全球化陷阱》。

　　1995年9月，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聚集在一起讨论21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的世界前景简化为“20：80”这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存”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全球化将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启用全球20的劳动力，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80的劳动力将失去劳动岗位；并且需要政府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救济来喂养，即“靠喂奶生存”。未来世界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汉斯、彼德、马丁：《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你唯一的使命就跟《黑镜》第一集似的，蹬自行车赚点积分，赚积分以后你就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整个生活的这个脚本是少数人写的，就像剧中的编剧。世界只有一个编剧，他编完了。

　　英国第四频道将《黑镜》系列剧集视作“Twitter时代的邪恶预言”，《黑镜》自第一季于2011年12月开播以来，共拍摄四季，通过荒诞的情节绘制了一幅未来科技地图，其中因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集体性恐慌引人深思。

　　当然我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说30年后人类的未来就是这个样子。恰恰相反，我说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对未来的变局的理解，还停留在确定性的时代的话，我们可能只能在自己低维度的思想空间里，拼命设想高维度的生活，那是无济于事的。如果思想不能升维，我们可能会堕入到“伪赛博空间”中去，恰恰做实了“靠喂奶生存”的那般景象。

　　我之所以这么拆开了说，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不这么拆开说，大家可能听不懂，这叫勉为难之；我不拆开说，我自己也说不清，这是第一个（其实我拆开了说也可能没说清楚，其实很纠结）。

　　第二个，德勒兹就仔细分析过“游牧”这个词，我们要重回游牧时代，这个很精彩。朱老师说30年为一世，我觉得时间其实并不长，30年恐怕我们还很难脱出旧文化的阴影。要想认真讨论东西文化的对话，恐怕是百年以后的事，但我们不能等。

　　德勒兹的游牧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认为哲学活动就是政治活动，哲学实践就是政治实践。“哲学的使命是召唤一个还不曾存在的新地球、新人类。”资料来源：程党根：《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