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海瑞一生清廉，没有挽救大明，张居正半生贪腐，却主导了万历中兴，这说明了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明显存在着一个倾向，一种心里上的偏差。这是个伪命题。
　　一、贪腐是吏治的蛀虫，是国家衰落乃至灭亡的祸根之源。这个伪命题的核心节点是张居正是不是“贪腐半生”？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后面的话就好说了。
　　张居正是清朝唯一的大政治家。他受命于危难之时，殚精竭虑，体国公忠，推行万历新政，强力地撑起了即将沉没的大明王朝这个破船，使大明延长了72年的生命，居功至伟。严嵩把持朝政20余年，把国家被搞得一塌糊涂，国库空虚，寅吃卯粮，财政匮乏到了极点。严嵩倒台后内阁争斗不休，没有认真抓经济，到张居正执政初期，国家的财政十分匮乏，连官员的薪俸都按时发不出。明朝官员的薪俸，分四部分组成，米、绢（棉布）、银、钞（铜钱），每月每人先发一担米或麦子，工资的其余部分按绢（棉布）、银、铜钱3部分发给。当银子和铜钱缺乏的时候，朝廷常常用实物顶替，盐油酱醋。国库里有什么就用什么顶替。隆庆年间国家每年只有250万两银子的财政收入，开支却高达400多万两。张居正开始做首辅时，国家年收支相抵亏欠300多万两，官员的工资除了发一担米粮外，其余均用南方属国进贡的胡椒、苏木顶替。熊召政在他的小说《张居正》中描写了一个叫童立本的六品官因领的胡椒、苏木卖不出去，家徒四壁，从而自尽的故事虽是虚构的，但当时确实有实物卖不出去揭不开锅的官员。
　　张居正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当首辅之后，把抓经济当作头等大事，开源节流，倡节俭，戒奢华。大体上讲他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催收赋税，使拖欠了七、八年的赋税一下子收回了十分之七多。二是千方百计节约开支。在这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是，裁减京官和地方冗官，仅万历九年一年就裁减了1321人，大大减轻了行政开支；节约军费开支100多万两；要求皇室和大家一样地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他锱铢（分厘）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两银子，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据理力争，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张居正教育皇上要爱民，说皇宫里少做一件衣服百姓就有一百个人有衣服穿。在张居正的教育下，停止了部分内库供赏，节省服饰、御用费用，减少苏、松、应天织造费用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当时的皇宫是明朝几百年来最节省的。 三是整顿驿站杜绝公款吃喝，仅这一项，一年就节省100多万两白银。
　　要求别人这样，张居正是不是贪腐呢？非也。张居正严以律己，率先垂范，对于自己的用度能节俭尽量节俭。皇上给自己讲课的老师或编撰皇室资料的人常会赐宴，张居正参加篆修明穆宗朱载垕实录，主动提出取消赐宴，一次就节省一百多两银子。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晚上课程改到了白天，放在早上，可以免去晚上的灯火费用。他的儿子要回江陵参加科举考试，他给自己的儿子雇了辆牛车，让他坐着回去，不许进入沿途驿站。他的父亲张文明生日，他不能回去，雇了个毛驴，让弟弟张居敬带着礼品骑毛驴回去祝寿，也不准进驿站。万历八年，弟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沿途使用驿站的“勘合”（准许证）。张居正知道后让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要以身作则。张居正对自己和亲属要求很严格，并不贪腐。
　　后来的张居正是不是变的贪腐了呢？纵观张居正的一生，拿不出一件真凭实据能放在桌面上说他贪腐的事例。张居正进行改革触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成为众矢之的。当代文学领袖王世贞发誓要叫张居正遗臭万年，写了《嘉靖以来首辅传》一书，编造了许多污蔑攻击张居正的事。自此以后，700多年来，抹黑糟践张居正的文章不断。本人在《李太后暗恋张居正吗——与郦波先生商榷》一文中就这个问题做了较全面地阐述，已经说清楚了。这篇文章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历史这样说》一书，在此不赘述。
　　那么，张居正是不是就洁身自好，清清如水呢？谁也不敢说这样的话。像张居正这样的首辅重臣，除了应得的俸禄外，太后、皇上常常有所赏赐。这种皇室赏赐现象，历朝历代都有。如，诸葛亮，那么清廉，他还接受了刘备赏赐的桑树800株、薄田45亩。接受皇权赏赐，这算不算不清廉呢？
　　另外，历朝历代的官场恶习“节敬”“年敬”，也不可小觑。逢年过节，下级官员给上级官员、京城官员、有实权的官员送礼、送钱，是个顽疾。就现在的社会说，党的十八大以前，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不是都在这样干嘛？有几个人真正做到不收礼、拒腐蚀永不沾的？党的十八大制定了八项规定，明察暗访处理了一些人，才刹住了这股歪风。就这，还有人不停地顶风作案。张居正处在明朝黑暗的封建社会，能一点不收“节敬”“年敬”吗？他回家葬父，就收了河北真定知府钱普送给他的32人抬的大桥子。在这个桥子里面，应有尽有，完全是个流动的办公房。实际上张居正也是一路走一路在里面办公。虽然他人回去了，朝廷还要快马加鞭地把要办的事情送给他要他处理。有学者替张居正辩护，说他一路办公，得有个休息的床嘛，有个人给倒水嘛，情有可原。但毕竟坐这样的大轿子，带着那么多人，浩浩荡荡，招摇过市，过于排场，说他奢华不为过吧，被后世诟病也是应该的。
　　关于张居正和宦官头子冯保勾结赶走高拱一事。本人依据前辈大师梁启超、朱东润的各自考证，在《也说张居正“卖交附挡”》一文中（见微博杂谈），把这个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已经说的明明白白的了。高拱被赶出内阁，完全是因为他得罪了冯保，自己又狂妄自大，桀骜不驯的性格所致。穆宗皇帝朱载垕死后张居正就去了穆宗的墓地，处理墓地上的一些事情，后偶感风寒，感冒了，在家休息，没有上班，不是这件事中人。高拱下台与张居正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从抄荆州张居正的家看，只抄出了10万两银子，几千两金子（含各种金首饰）。张居正自嘉靖36年回到北京朝廷上班，几十年来，一心为公，除了葬父亲回过一次家外，再没有回过荆州老家，一直在北京的家里住。没有见任何资料明确地说在北京张居正的家里抄出了多少金银，只是说收回了皇室赏赐之物。堂堂的宰相呀，能做到这样，说明张居正本身还是要求比较严格的。他鞭长莫及，父亲在荆州家里收受贿赂，只能说他对老家的亲属管束不严，有一定的责任。再说，一个大宰相，抄出了这么一点钱，和抄严嵩家和冯保家的结果比天壤之别。看看现在的贪官动不动就贪几个亿。赵正永，只是一个省委书记，就贪了7、8个亿之多呀。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张居正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比较清廉的官，归不到贪腐之列去。说张居正“半生贪腐”，这个观点不成立。
　　二、清廉，是封建士大夫修身之本。海瑞，为政清廉，在污浊的封建官场，出于污泥而不染，占领着清廉的道德高地，树立了一个高大无比的形象，成为古今官员学习的榜样和标杆。这是他的优点、优势，但不是海瑞的全部。
　　虽然汉武帝采纳大儒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但汉朝的基本国策是白皮红心，内法外儒，统治阶级还是依法治国的。儒学，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真正被重视，成为国学，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始于宋朝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理学”和“心学”是新儒学。孔孟的儒学兴于宋朝，发展于明清。新儒学有一套完整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严格教育。受这种思想教育的人，精神上追求儒学道德的完美，但大多又留恋、沉醉于现实生活纸醉金迷的浮华享受，因而，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是精神上的伟人，行动上的矮子，“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大儒朱熹就是这样的典型。他发展了理学，创立了许多新儒学的道德学说，用以教育别人，自己却是吃喝嫖赌，贪污受贿，无所不为，连儿媳妇的肚子都弄大了，是个言行不一，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小人。当朝监察御史沈继祖曾弹劾朱熹有十大罪状，说他是“当世恶蠹（蛀虫），大奸大憝（恶人）”。真正按照“理学”和“心学”的要求，知行合一地认真去做、去实践的人，是凤毛麟角。海瑞，就是凤毛麟角的人。
　　儒学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受儒家学说教育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大都有“留清名于史”思想。特别是“理学”“心学”盛行的宋、明两朝，士大夫这种思想尤其严重。他们不惜被廷仗、杀头去博“清名”。多数人博得清名是为了追求更大的个人利益。海瑞，却没有这个私心杂念，来真的。他是新儒学“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知行合一的典范。他以举人之身进入官场，到福建南平做了教渝，正八品官，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长吧。其工作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十分清廉，一尘不染，先后升为浙江淳安知县、江西兴国知县。在知县任上，他推行清丈、平赋税，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后升户部正六品主事。到朝廷仅仅一年，他看嘉靖皇帝多年不上朝，任由奸相严嵩把国事弄得一日不如一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自草《治安疏》，抬棺上本，为社稷黎民，冒死谏君，骂嘉靖皇帝把老百姓弄得干干净净。皇帝大怒，把奏疏摔在地上，要杀他的头。在一旁的宦官说：“这是个书呆子。听说他买了口棺材，都和妻儿诀别了，等着杀头，要博个忠臣的清名。”徐阶也说：“此人自比比干，皇上要杀了他，就成全了他的忠名。”嘉靖皇帝一想，不能成全他，不杀了，关起来。海瑞被关进了诏狱，判为死罪。这个事件惊天动地，使海瑞名声大噪，誉满全国。
　　十个月后，嘉靖皇帝去世了。首辅徐阶和张居正起草遗诏，纠正了嘉靖朝的一些大的弊政，把海瑞放了出来，还将他提升为大理寺右丞，五品官。他和一些追随徐阶的言官写奏折赞扬徐阶，弹劾霸道的阁老高拱，硬是把高拱赶出了内阁。新儒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满脑子新儒学思想的海瑞，只认天理，不认人，三年后升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官，巡抚应天。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徐阶，对他有恩，已经罢相。他毫不留情，抓捕了徐阶的弟弟，并迫使徐家退出了部分田地给农民，遂有！海青天！之誉。他至清至廉，不贪公家一分钱。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退回去。病逝后，“检点行囊中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而已”，不够下葬费用，还得靠着同僚凑钱给他办理丧事。官场的“节敬”“年敬”，他是绝对不会收的，也没有人敢给他送。在污浊的官场，他独树一帜地占领着清廉的道德高地，树立了一个绝对的标杆。凭着这一单项突出的表现和成绩，死后，获赠正二品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在宋、明“理学”“心学”盛行天下的时代，海瑞是封建礼教忠实的孝子贤孙。明朝，以孝治天下。海瑞是个大孝子。他把孝做到了绝对化，行为乖张，每月20多天竟不和妻子同床，要和母亲睡，伺候他妈。
　　他忠实于新儒家封建道德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女授受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严苛的礼教道德规范，有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他曾娶许氏为妻，生了两个女儿，没有生儿子，被她休了。第二个妻子潘氏进门不到一个月，又被她休了，赶出了家门。第三个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受不了他的轻视自尽了。他70岁还纳妾，先后纳过两个小妾。他和妻子没有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夫妻感情，把女人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孝敬其母的奴仆，要求妻子要做到绝对孝顺，不能有任何情绪，做他的妻子很难。他五岁的女儿，肚子饿，仆人给了个饼吃。他看见了，问女儿饼是哪里来的。女儿如实地回答了。他生气地说：“一个好女人，怎么能随随便便接受一个男人的东西？饿死才是我的好女儿。”五岁的女孩懂什么？他以严苛的儒学礼教要求她。女儿哭着绝食了，七天没吃没喝，一个小生命完结了。他以新儒学封建的道德礼教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他是宋、明新儒学“理学”“心学”忠诚的卫道士、偏执狂。
　　三、为政清廉的海瑞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但他被宋、明新儒学封建的礼教道德规范捆绑，狂言瞽说，刚愎自用，难充栋梁之才，不入大政治家张居正的法眼。
　　海瑞，对自己要求严格，刚正不阿，高洁的清廉品德，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但是，这种凡事要做到极致的要求和性格，使他被宋、明新儒学“理学”“心学”封建的道德规范牢牢地捆绑着，中毒太深，思想偏激，行为乖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屈大均评价海瑞说：“公之学以刚为主，其在朝气象岩岩，端方特立，诸臣僚多疾恶之，无与立谈”，成了不合群的孤家寡人。
　　在治国理政方面，儒家学者大多是空谈仁义，实际的操作本领比较差，治民富国只强调轻徭薄赋。譬如大儒司马光，是当朝名士。宋朝财政亏欠，宋神宗让他把财政开支减下来。他束手无策，明确地告诉宋神宗减不下来。宋神宗让王安石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组织人员清算多年沉积的账目，找出了许多奢侈浪费的地方，一下子把财政开支减少了几千万两，扭转了亏欠。海瑞的思想属于儒学范畴，对自己儒家道德规范要求很高，治国理政的才能欠缺。万历皇帝朱翊钧说海瑞：“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邪俗，励颓风，未为无补。” 大明王朝这个破船已经到了沉没的边沿。海瑞，没有撑起这个破船、挽大厦于即倒的本领。所以，他在朝廷做的官，多是监察系统的言官或虚职。
　　高拱，走宦官的门子，第二次进入内阁当了首辅，对海瑞报复，免了他的官。后张居正做了首辅，海瑞以为张居正会起用他，吏部也有人建议起用海瑞。张居正却批示：“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鲠直之节，天下信之。然夷考其政，多未通方。只宜坐镇雅俗，不宜重烦民事。”张居正一直没有起用海瑞。
　　张居正对海瑞的评价是中肯的。他认为海瑞“考其政，多未通方”，就是说考察海瑞办实事的能力，没有通达的好办法，但海瑞有为政清廉光辉的一面，为什么不取其长，量才使用呢？愚以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一是理念不同。张居正是法家，要依法治国，勇于改革，兴利除弊，富国强兵。海瑞被宋、明新儒学“理学”“心学”捆绑，儒家思维，深入骨髓。张居正的改革受到儒家学者的反对。尤其是他父亲死后，万历新政正在推行，他怕新政夭折，同意皇上让他“夺情”，儒家学者群起而攻之，连他的老乡、门生都反对他“夺情”，伤透了他的心。他厌恶儒家，厌恶海瑞忠诚于“理学”“心学”封建落后的道德纲常。
　　二是格局不同。张居正是中国历史几百年才产生一个的大政治家。他思想超前，治国理政，大格局、大思路。他心怀改天换地的大志，忧虑着大明江山的垂危，要救民于水火之中。隆庆2年（公元1568年）7月，张居正就迫不及待地向皇帝朱载垕上了长达3000字的《陈六事疏》奏折，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方案，主张振兴国家的法纪纲常，少些空谈议论，狠抓国家诏令的落实，踏踏实实地干实事，爱惜人民，巩固国家的根本等。
　　海瑞一生最闪光的一幕是备棺上书《治安疏》骂嘉靖皇帝，洋洋洒洒，历诉皇上的不是，最经典的话是“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海瑞不怕死，敢骂皇上，精神可嘉，名满天下。可他只是劝皇帝改邪归正，而没有看到大明衰落的根本所在，没有开出治理大明的有效药方。他的思想境界、格局仍然处在维护封建礼教的纲常上，和张居正纵观全局，针砭时弊，提出的《陈六事疏》的改革纲领性文件相比，不仅格局小的多，而且存在着改革与守旧的矛盾。像他这样连皇帝都敢骂的人，谁不敢骂？张居正改革，不破不立，要破除许多旧的东西，举步维艰，海瑞会不会看不惯改革的某些作法骂他呢？张居正不能给自己找个骂自己的人。
　　三是作风不同。张居正是法家，铁腕治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降鞑靼、整吏治、行考成、汰冗官、厉节约、戒奢华、丈土地、改赋税、实行一条鞭法等。他以法办事，不徇私情，执法如山，即使万历皇帝做的决定，错了也要纠正。如，长定堡大捷，张居正怀疑并让人查明是副总兵陶成喾杀降冒功，尽管万历皇帝颁布了赏赐诏令并且已经进行了赏赐，他还是坚决依法纠正。海瑞，儒家思维，法的观念淡薄，办案有时随心所欲，有“四宁愿”之说：“与其冤其兄长，宁愿冤屈兄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这种做法与法家的行为格格不入，难免办错案。法律是准绳，张居正不能容忍海瑞的这种违法行为。
　　四是秉性不同。张居正才高八斗，精明睿智，为挽救大明王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坚忍不拔地进行改革。他任首辅，总览全局，政事处理的井井有条，经济蒸蒸日上。海瑞，中宋、明“理学”“心学”的毒太深，执拗偏激，认死理，悖常情，顽固地维护着封建的道德纲常，连自己的女儿都饿死了。张居正瞧不上这样的偏执狂。
　　从这四个方面看，张居正和海瑞不是一股道上的车。道不同不相为谋。张居正不用海瑞做官也在情理之中。像海瑞这样虽然自身要求很严格，十分清廉，但思想偏执，法的概念淡薄、随心所欲地处理政务的人，不光张居正不敢重用，万历皇帝朱翊钧也不敢把海瑞放在重要的岗位上。张居正死后，海瑞，被再次起用，万历皇帝只是给他了个南京右佥都御史的虚职，一直到死。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海瑞为政清廉的高尚品德应该受到肯定和褒扬。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尤其是在反腐高潮的今天，学习海瑞为政清廉的高尚品德尤为重要。他忠实于封建道德纲常偏执的性格和行为，毫无疑问，当然应该摒弃。张居正体国公忠，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光耀千秋万代，其功绩彪炳史册。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这种精神，我们更应该发扬光大，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八大制定的依法治国的国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奋进。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中国八大依法治国名相》《历史这样说》及长篇小说《转折》《路》《股惑》《西京轶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