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成就了毛泽东什么？

北大成就了毛泽东什么？
　　柳哲
　　笔者在北大游学10年，与早期毛泽东到北大半工半读有些相仿。
　　记得笔者96年刚到北大时，曾专门研究毛泽东在北大的前前后后。我翻阅过《毛泽东年谱》，也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更看过北大校刊主编的《在巨人和圣地之间——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等等相关书籍。
　　笔者以为北大给予毛泽东的确实不少，而且这些对于毛泽东今后的革命成功有着至为重要。简而言之，有三点：
　　一、毛泽东在北大找到了他人生的至爱，毛泽东回忆这段日子说：“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爱情对于一个人的事业非常重要，杨开慧自然成为毛泽东走向成功的最大支持者。
　　二、毛泽东在北大遇到了人生的最大机遇。他在北大正好遇到共产党建党早期，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这对他在今后共产党中的威望与领导地位的确立至关重要。
　　三、他在这里博览群书，业余在北大名师课程和讲座，接触新思想，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友，建立了人脉与学问基础，对他今后的成功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他在北大结识了胡适、邵飘萍等。包括他能写气势磅礴的政论与通讯，听说参加邵飘萍在北大的新闻讲座有关。
　　 一个人的成功与许多因素有关，毛泽东也不例外。除了毛泽东的天赋、刻苦、坚毅等因素有关，毛泽东到北大前后半年多时间里，确实收获多多，对他未来成功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毛泽东不到北大半工半读，历史上就不可能会产生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了。
　　北大成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让北大生色了不少，包括人见人爱的毛泽东题书的 “北京大学” 四个遒劲的毛体大字，成为北大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2005年7月19日晚上9点于京华寻根居
　　
　　附：毛泽东在北大的日子
　　柳哲
　　
　　 毛泽东，是我们北大边缘人的骄傲。北大西校门“北京大学”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名便是他的手书。他的成功，永远鼓励着我们在北大旁听的弟兄姊妹。记得刚到北大不久，我在北大研究生会新闻社社长王德中的藏书中看到《毛泽东年谱》，对于毛泽东在北大的足迹，我都一一抄写在笔记本上。我小时候最敬仰的人便是毛泽东。在80年之后，我步毛泽东之后尘，也来到北大进修提高。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大是在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达北京。在京之初，主要是会同蔡和森等人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９月底，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仅解决了必须的生活费用，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还与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人有了交往。在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并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名人学士，如陈公博、谭平山 邵飘萍等。还参加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名义，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作报告及解答问题。在北京，毛泽东及时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颇受影响。　　
　　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２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谈到他在北大的岁月。他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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