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艰难的上访控告举报之路

　　93年9月底扣押半月放我出来之后，我即向县委书记李盛秋反应情况，李书记当时就用推诿的口气要我自己去找检察院要回来。后来才得知我因一件事得罪了他。
　　事情是这样的，93年元旦，刘秋桥厂长与陶正启副厂长和司机晏吉牯以及赣中报社的叫丁晴（记不详细名字了是女的）以及宜春什么工艺厂的张金生突然来到深圳，说是与一台商洽谈联营投资的事宜，刘秋桥就通知我参加谈判并接待。先由我在罗湖的小金川酒店招待的，所谓台商刘某也参加了宴席。之后即在下榻的酒店房间正式商谈此事。台商说他来与麻纺厂合营办一个长毛绒加工厂，机器他负责帮购买一套二手设备，价格在两佰万左右，上高方负责设备款115万，台商负责85万，另外上高方负责厂房及电力等设备入股，而股份上高方只能占60％、该台商占40％。几乎厂房是无偿使用。经营中台商负责销售，上高方负责生产。如双方同意后就由上高先打115万给这台商去购设备。
　　当时刘秋桥单独出来对我说：“这个项目是县委李书记找到他要做的，好象是丁晴她们找的李书记，我们对这个产品又不熟悉，有没有市场潜力，设备也不懂，你黄德培懂点，你认为这个项目能不能接。”
　　我回答说：“这个项目我也不懂，我要马上找行业界人士咨询，但就合作方式我有不同看法：第一，设备的实际价值和价格我们都不知，怎能就定死价。第二、合作经营过程中台商负责销售产品，其实际销售价格谁来掌握，货款安全怎么把关。第三、长毛绒也属纺织品系列，纺织品行业是微利行业，做这项目有没有意义。”刘秋桥听后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就要我在洽谈会上发言并负责把关。
　　于是我再进入谈判现场，我以先由我咨讯一下行业界了解一下市场为由暂缓一天时间订约，大家当场都表示同意。
　　当晚我就先后向香港、台湾、深圳纺织行业界许多人士打电话咨讯。这些客户朋友反馈的情况是：1。这个行业没有市场前景，很多厂子都不做了。2、这个二手设备别说去台湾进货，香港和深圳都有，有四十万元就可买到。几个朋友的信息汇总都差不多。我立即向刘秋桥和陶正启，丁晴和张金生作了汇报。他们商量就第二天再约台商过来谈。
　　于是第二天上午就由我打电话这个台商，约他再过来商谈。可这个台商就以种种有别的事理由不过来了。我又把他的名字告诉行业界的朋友，向他们咨询这个人的情况。其中有一个认识他的客户就对我说：黄德培，你们怎会跟这种人发生关系，这是个骗子啊？难怪这个所谓台商第二天就不敢见面了。
　　就在我向李盛秋反映检察院情况后，刘秋桥对我说：“你去找他，他都对你一肚子意见”。我说：怎么啦我又没跟他发生关系和冲突。刘秋桥说：你记得那次我来跟台商招商引资谈判么，那个项目就是李书记介绍要我们厂做的，当时被你“打一抄”项目没谈成，他气得要死，还要我们厂里出了八千元所谓介绍费说是给丁晴。天晓得是给谁得。后来听说这个项目如谈成了，丁晴她们答应了给二十万李书记，被你这样一搞没得成，能不对你有意见吗？我听后非常生气对刘秋桥发火说：谁叫你把我拉进去参加谈判，现在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明知是诈骗偏要这样做，上高不是当败。
　　这件事我在98年国庆节期间应中纪委刘丽英同志办公室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之约上北京上访时，与控告黄中红赵斯进的经济犯罪材料和控告上高检察院违法犯罪以及另一个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的犯罪嫌疑人的材料一起送给了中纪委，98年10月5日我又在最高检察院举报中心详细汇报了这些情况并提交了全部材料和证据，当时举报中心何处长等三个同志详细阅读了我全部材料和证据后对我说：“黄德培同志，你提供的情况很详细也很重要，你们一个办事处就是用几万元钱，他们这样搞你是不应该的，这个情况你们厂里只是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不能说犯罪，这些扣押款应该由检察院退给你，这些费用也应该要厂里去报，收入也应上缴厂里财务，一码归一码。检察院扣押款是有期限的，至今不退是不合法的，司法机关的收款或罚款都应上缴财政纳入预算，检察机关是在银行设立了帐号的，汇到检察官个人帐户是非法的，但他们是不是将这些款私分了，这要立案调查。你反应的这些情况要分类处理，你举报部份要通过立案调查来查证处理，包括你举报他人这些的，如果情况属实，确实很严重。你申诉的部份回去找省检察院要他们督促上高检察院退回款给你。”我说：何处长，我找过宜春地区检察院和省检察院，可他们保护上高检察院啊，否则我来北京找你们干吗？何处长考虑了一会对我说：黄德培，我现在就写信给江西省检察院，你亲自带回去，直接交给省检察长，他会给你答复的。
　　大概95年底吧，听说上高县调来了一位新书记叫周亚夫，我听说后立即从深圳赶回上高，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我就赶到政府大楼等待，因为不认识，他早从我身边经过进了办公室。幸好地矿部一位在上高的挂职干部刘副县长认识我，他告诉我周书记己到了办公室。我敲开门后只见几个局长在向书记汇报工作，周书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原上高办事处的，有个材料要交给你，他愉笑着说可以先放我这里，等我看了后再答复你。于是我就立即回来了。
　　过了几天，我再去周书记办公室，也有几个局干部在场。周书记见我来了，就停下手头工作对我说：“你叫黄德培吧，你的材料我全看了，我这几天也向上高好多人了解了你的情况，都说你这人是功臣，人很正直。原来他们不知怎么搞的，一个办事处就是用这么几万元钱也去搞人家，你这个事情，你去经委找傅书记，我己跟她说过了，要她去检察院协调好，你马上去。”
　　我立即赶到经委找傅桂花书记，傅书记见到我后说：周书记打了电话我，这包屎现在搞得我来擦。刘秋桥要黄德培去海口参加与江中集团的联营谈判当时是请示了我同意的，刘秋桥押货去深圳也是向我请了假的，当时刘秋桥的货车估计还没出江西境内，赵斯进就在经委大院散布谣言，说刘秋桥拖车布去深圳与黄德培合伙卖掉了在深圳买了房子，我知道赵斯进对刘秋桥有意见也就没有制止让他去说，谁知他们把这事告到检察院了，真是无稽之谈。”于是傅桂花在办公室大声喊：赵主任，这个事怎么样，现在周书记要我们去检察院协调，这个事是因你而起，你跟我同去。”此时的赵斯进在隔壁办公室怎么也不吭声，也不动身。傅见他不去也就不去了。
　　过了不久，我又去找周书记，周书记对我说：黄德培要不这样，你要调到宜春去那先调过去，王茂生（时任检察长）己去云南开会学习去了，要等他回来写结论。钱的事我了解了，县里面没有得，全被他们检察院乱搞搞掉了。你还是先走，等王茂生回来再说。后来因为我没有拿到结论，宜春地区行署驻深办张主任就劝我一定要拿到结论后再调，否则到新单位会被人欺侮。所以我就没有调宜春工作，走上了专业上访之路。
　　1995年，当时好象中央纪委和全国人大在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国有资产联万家》节目，该节目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和行政单位的预算内资金流失问题搞专项整治的节目，并公布了举报电话。于是我就打电话反应上高检察院私分案款问题，当时我本来没有寄于很大希望，谁知这个电话有了影响。
　　那是98年九月份的一天，我来到了江西省检察院找原在深圳参与审讯过的省检察官万炳生老同志。93年9月份那次是上高检察院派遣陈建华和陈初林俩个检察官办省外贸那个案子，并不是派来办我的案子。恰好万炳生同志在深圳有事，王茂生知道后就指示陈建华陪老万在深圳玩几天，所以参加了我的审讯，这些原因是后来检察院告诉我的。
　　因为在押我回上高的途中我与万炳生同志在火车上我同坐一排座位，我当时悲愤万分。几乎想跳火车自杀。万炳生同志就劝我，说黄德培你不要过于悲伤，你的情况人家举报你说卖布私分了，现在你有仓单证明没有卖，这怕什么。关于你工作中收的这些回扣，你也把情节讲得很详细，回去后向你们厂里了解确实是领导有这样说过的，那就是小金库的问题，是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不是犯罪，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从几天来我参与谈话的情况来讲，你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人，帐也记得很清楚，你回忆也回忆得很清楚。从你介绍的做业务的事实来看，你还是对国家忠心对企业有贡献的人。回去好好配合组织调查，真金不怕火炼嘛。如果你想死自杀，那就说不清啊，那你会自己害自己。”
　　这次我找到万炳生同志，时隔五年他还认出了我，他握着我的手说：你那个问题解决了吧。我说没有，他们拿走我十几万元钱至今不还（其中后面6万四千多元老万不知，更不知道是怎样汇的），我拿扣押条、汇款单给老万看，并把几年来如何申诉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告诉他。老万说：你这个案子本来很清楚，早就应该结案。按规定扣押期早就过了没有问题就应该还给你的。现在基层办案的同志有时真说不清。上访申诉现实中确实很难，推诿的多。他说要不你去北京高检看看，现在铁道部长韩抒滨调高检当检察长了，他最近在接访案件，听说这个人很正派你去找他看看，或许有希望。
　　回来后我又通过电话找中纪委请联系刘丽英同志，几经接转刘丽英同志办公室一位女同志接了电话，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要举报的案子，请求刘丽英安排接访。那位同志告诉我你月底来，国庆节三天假期她不会出差，十月三日上班你就来找她，我们会安排一下。
　　在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日，我来到上高检察院王茂生家中，（此时王茂生己被上级检察机关撤职在家），他这次见到我就非常热情，还反而给我递红塔山烟了。他说黄德培，你的问题别怪我，当时去深圳抓你也不是我院领导的意见。你说要写结论，我也交待了下面要他们写，可他们就这样拖着不办。你说要退款我也答应了退几万元给你，可钱不在我们院里，他们科里不退我也没有办法。你把这个事写信告到中央（实际就是那个电话告的），中央也派了人来调查，我们没有挪用，缴了财政。
　　我觉得奇怪，县财政局说没有收到我的款，周书记也说县里没有得这个钱是检察院乱搞掉了。现在王茂生怎说缴了财政，心里想如果中央来人查处，那省财政厅会能查到。
　　于是我马上赶到省财政厅，向领导谈了我的来意，非常感谢省厅领导的支持马上要省厅九个处一个一个处根据中央对口的方法来查，结果都没有缴纳财政的内容。最后省厅领导说要不你去地区财政局看看，或许那里更清楚点。
　　于是我又立即乘车到宜春财政局，找到该局的纪检组长，该组长听了我的意见后他说一点都没有印象，他叫来一个姓漆财政局干部，也是上高藉人。这个姓漆的干部知道我要查的内容后，说这个事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不好告诉你检察院的事我们也不敢说。其实上高财政局是最清楚的事，你们去问他们。
　　从这些走访情况来说，省厅确实不知，而地、县两级财政局都因对上高检察院的恐惧而不敢说而已。
　　9月29日我来到了北京，因为上访没有经费。出外只有住在一地下极其便宜的旅馆，我给中纪委去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己经到达北京等待领导约谈。还是那位女同志接的电话，她要我先安顿下来，十月三号领导约谈。到了十月三号八点，我又打电话过去，谁知是另外一位女同志接的电话，她不知约谈之事，问我反应的情况是什么级别的领导。我说是县级的。她听说是县级的，就说刘主任（刘丽英）只管省部级领导的案子，县级的你到中纪委信访办去反应。这一下我知道没戏了，信访办只是花架子平台没有用的。
　　十月四日我又赶到国家某部机关一个领导那里（是朋友）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你这个事如果是我们系统的还好说我可以过问一下，可检察系统的我们真帮不上忙。我当时心里真是悲愤万分，我曾经热爱和拥护的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仅没有老百姓伸冤的地方。我真想在广场一死了之。
　　于是我又来到人民日报社和中国经济时报报社。人民日报社群工处的黄处长接待了我，看了我全部举报材料和申诉材料后非常感动，他说你反应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这些贪官真是无法无天了，但是你昨天太老实了，中纪委问你什么级别的干部你就报个副省级的啊，你这种机会是很少有人遇到的啊？如果刘丽英看到了你这些材料，她一定会管的，她是非常正直的官员，真可惜这次机会了。
　　我说我不敢撒谎啊，这会成诬告罪的。黄处长说，什么诬告罪，进去了你就把情况说清嘛，这是为了领导能接见嘛。
　　十月五日我只有来到最高检察院举报中心，几年的上访，我己对检察系统不抱希望了，目赌系统内的保护主义己让我心寒。可这次还是非常感谢举报中心在众多的上访人员中把我叫进去了解情况了。详细的情况前面己作了陈述就不重复了。
　　带着高检的信函我就回江西来到省检找到了老万，跟他详细介绍了高检反映情况的过程。万炳生说检察长己出差了，要不你这个信交到省院举报中心那里说明一下情况要他们转交给省检察长。
　　我立即到省院举报中心，只见一个五十左右，平头发型的处长在那，我向他说明最高检要我带回来的信要交给省检察长。谁知这个处长从我手中抢过信件立即打开，同时立即打电话给上高检察长卢茂林，，说你们上高的黄德培又在北京告状。我当时真是气炸了，向他要回这封信，他就是不给了。
　　99年我又再次到北京高检举报中心找到何处长，他问我问题得到了解决没有。我就把省院遇到的情况跟他说了。他说怎会这样啊，那我再写信由我们寄江西省检察长。
　　此事到2000年三月份我在省人大副主任黄铭鑫同志办公室向黄副主任反应情况，黄副主任是主管内司委的，也是原省纪委副书记，众人都说他非常正直。黄书记看了我的材料后听说我在省检遇到的这个情况，问我：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我说不知道。记得他长什么样吗？我就描绘了当时那个处长的模样和年龄。黄副主任立即打电话给省检，好象是一个副检察长接的电话。黄副主任说，98年某月某日，上高有个叫黄德培的人在高检反映情况，最高检写了 要他带回来直接交到省检察长，可检察长因为出差开会就交到你们举报中心值班的处长可那个处长马上打电话上高检察院，说黄德培在北京告状。黄德培上访告状是宪法赋于他的权力，你们有什么权利剥脱黄德培的政治权力，上高检察院是黄德培的举报对象，这个处长凭什么违反纪律告知被举报人。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行为，你们去查一下这天值班是谁，要他马上来我这里一下。黄铭鑫同志的正义之词，让我非常感动，使我十分悲观的情绪得到了慰藉。证明我们的国家权力机关并没有完全腐烂掉，也清楚的认识到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是多么的艰险。我除了书面反映黄中红这些情况后，还将近期麻纺厂部份干部群众向我反映黄中红在这几年任麻纺厂厂长期间又是怎样疯狂敛财贪污的事实口头向黄铭鑫同志反映。黄副主任听完汇报后对我说：黄德培你能不能将这些情况取到证据，或者是这些人的证言。我说马上回去取证。
　　我立即回到上高向这些反映情况的人了解情况并且签字作证，有部份人怕报复就不敢签字。但其中有副厂长楚雨球同志，工人罗冬根，邓中桂同志签了字（因后来被检察院抄家抄走，准确举报的事项和签字的人数难记清了）。我将这些签字调查笔录复印了几份，先送了一份给黄铭鑫同志，又送一份给宜春地区纪委熊主任。
　　令人遗憾的是，身为纪律检查和反腐职责的纪委干部熊组长，看到我提供的这些众人签字的举报材料后，马上拍桌子对我发火说：黄德培你有什么权力去调查，你这是违法的。
　　我当时己上访得精皮力尽了，早把生死置之处外了。我也大声回应：我是根据原省纪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任黄铭鑫同志要求去调查取证的，我怎么有错。熊说：不可能，黄主任会要你去取证。我掏出电话本往桌上一拍，说：那好，我们当场打电话给黄主任验证。那熊组长看到我电话本上是黄主任的号码，就再也不敢吭声了。我说：你身为反贪的纪委干部自己不作为，打压举报人。还不准别人调查取证，这分明你就是保护伞。熊组长被我这话激怒了，气愤的打开档案柜，从里面抱出足有两尺高的材料，对我说：黄德培，你这个人死绝良心，你看看这些材料都是你这个案子中央和省里各个部门和领导批转下来的，为了你这个事，我和毛书记（地区纪委书记毛野德）到了你们上高多少次，你们上高检察长卢茂林就是顶着不办，我们有什么办法。
　　听他这样说，我对熊组长的怨气和怒火也消掉不少，从中也可以看出上高检察院是多么的无法无天。司法腐败尢其是“管官的官”、检察机关是执掌反贪侦察，起诉于一身，完全失去权力监督的机关，它的腐败是多么的恐怖，现在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府官员以及法学工作者，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设置是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今天在位的官员或许自己安插了亲人在这些机关感觉安全没关系，可一旦人事人际关系发生变化自己都不知怎样被冤屈狱中。 书记说要让权力的猛虎关进笼子，我认为这句话更适用检察机关权力的设置。
　　1999年上半年吧，宜春地委信访办电话通知我过去，说案子有曙光了，我赶到宜春信访办找到彭科长，彭对我说：黄德培你有希望了，前天省纪委四科和省委办公厅来了人与地委邓布仁书记周亚夫秘书长等领导开了会，就你这个案子要复查要解决你的问题，邓书记和周秘书长都在会上讲了话，这下你有希望平反了。
　　过了几天地区检察院周处长又打来电话，要我过去。于是我赶到地检。周处长对我说：“为你的案子地委成立了一个专案组，我是专案组组长，我前几天到了你们上高”。我因为己经对检察官没有丝毫信用感了，我就说：你去上高不就是去检察院喝酒吗？他笑着说：事实上也去了上高检察院，酒也喝了饭也吃了不骗你。但我到上高作了广泛的调查，找了很多企业界的人，都说你是个大功臣，说你怎么样正直又能力强。我说你不要给我灌蜜了，准备怎么样。周处长说：我们跟地委和上高县委也统一了意见，要你让点步。我说怎么让步？他说十几万元扣押款退回你八万五千元。我说结论呢，周说：给你平反，写个结论证明你个人没有经济问题。我说：“好，我答应，尽管我现在穷困潦倒，我还是配合组织上。先拿结论，名誉是我人生最大的事，我一生两袖清风，经过了多少运动，我在经济工作战线几十年从没有我的污点。如果结论拿了，我有可能把这八万五千元送到敬老院去做慈善事业”。周处长说：你有这高姿态就很好，等我们把这事办好通知你，这个事包在我身上。
　　过了一个多星期仍然音讯全无，我就再去宜春检察院找周处长，他看到我红起脸来不好意思。我说周处长怎么啦，他赶紧把我拉到一边没人处告诉我，老黄我实在对不起你，本来这个事是研究好了的，可你们卢检跑到这里找领导，说无论如何要维护检察机关的威信，你现在明白意思了吧，现在专案组也就这样等于撤销了，我被竞争上岗到别个处了。
　　这个周处长还算是个厚道人，他他终于冒着揭自家人的短的风险说出了真话。“好一个维护检察机关的威信”检察官完全可以凌架于法律之上，贪赃枉法、无恶不作，这天理能容吗？
　　也就是与这不久如同一辙的上高洪英敏召开的联席会议一样（前面己作了介绍）。那天洪县长跟我谈话后，要我去检察院卢检交流意见融通感情修复关系。我根据洪县长的意见来到了检察院，本想缓和关系。谁知卢茂林检察长见我来到检察院，马上叫来反贪局长李流生，副局长晏会中把我关到一个房间进行审讯。我马上乘机跑出来立即赶写一份材料给上高人大的杨新民，立即拦车赶往省城南昌。
　　我在南昌掏出身上仅有的十来元零钱买来白布用指血，书写冤状，此时的我己是伤心欲绝，泪流干了，只有满腔的怒火。我头扎白布，胸挂白布，从丁公路往省政府门口的北京路直至省检察院，一路三跪一拜，几百上千的群众看到我的诉状愤愤不平，他们纷纷想向我伸出援手，都想给我点钱或声援、或接济帮助，不少人看到我这样感动得哭起来。
　　我流着泪抱着拳向这些怀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好心人表示非常的感谢，并坚决拒绝他们的资金援助。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这些检察官知道我得了援助，他们又会以诈骗之名将我下狱。从丁公路经北京路到彭家桥过去的省检察院足有六七公里的路程，我的膝盖己跪得血肉模糊，裤子血迹斑斑，我知道朗朗乾坤己被这些检察官搞得暗无天日，我没有任何希望得到他们的公正解决。我只希望用此举感动苍天，期盼神明能整惩治世间的罪恶和魔鬼。
　　我每晚露宿南昌的街头，白天我背着电子琴，和大捆的证据和申诉控告材料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门前，我坐在地上，摆放着各种材料和书证。含着眼泪目光滞顿的望着苍天，手指在琴键上弹着《杨乃武和小白菜》的音乐。八一起义的先烈们不知能否九泉有知。一排排路过的行人过来观看着我地上的材料，多少人恨得咬牙切齿。路人们有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有给我送饭送水的，是这些底层的民众们的正义感和善良的心，给我以心灵上的安慰，让我看到了世间的光明一面，也是唯一让我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
　　2000年的元旦，在英雄城的南昌八一广场的八一起义纪念碑下，我仍然象往向一样静坐在那里，弹着如怨如啼的《小白菜》和英勇悲愤旋律的《红梅赞》，广场的那一头是彩旗招展的商家促销活动场面，己是人山人海。渐渐的我的周围围绕着上千人，一圈又一圈的包围着我，人们都争相抢着来阅读我那如悲如啼的申诉状，那十分认真的看客仔细看着我那一张张证据，他们象戏剧影视作品中的法官一样去仔细与材料核对，当得知我并无虚假字字实情之后，无不痛斥司法的腐败。一双双手都伸进圈内要捐款给我，我跪着求他们不能这样，否则会让那些对我恨之入骨的贪官坐实我犯诈骗罪的口实。我为世间有这么多人的正义感动得嚎啕大哭，随之一片哭声响起，人群越围越多，几乎与另一头的商业促销人数相当了。
　　我先后向省政协副 厉志诚面交了材料，厉 后来对我说他看完材料感动得流了眼泪；我也向省人大副主任卢秀珍、陈癸尊、黄铭鑫、周执平面呈了材料并详细的作了汇报。周主任是九三年就知我的冤情的领导之一。他痛斥了上高检察院的违法行径。我也曾向省纪委书记亲交了材料，有一次马书记的爱人看完了材料之后亲自带我到省委办公厅刘处长那里。刘处长对我说，你的情况确实很冤，你马上去宜春，新的地委书记危朝安昨天去上班了，那个人很正派的你去找一下他或许可以得到解决。
　　我曾到滨江宾馆找过时任省委副书记的步正发同志和他的秘书，第一次在他房间送呈了材料和所有证据。第二次找他的时候是一天的早上，他与秘书吃早餐出来在宾馆外闲聊。步书记看到我之后对我说：“黄德培，你的问题之所以七年没有解决，关键是他们有后台，我己作了三次批示下去了，只可惜我不是分管政法”。面对步书记的无奈，我深知我们党的所谓反腐败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道路非常崎岖。
　　2000年的上半年，正是开展县级“三讲”活动的时候，我希望借助这次“三讲活动”来寻求得到解决，于是我先后多次来到省三讲活动领导小组，向小组负责人即省纪委副书记肖书记交了材料作了汇报。这年的五月份听说中央三讲活动指导小组的组长在江西滨江宾馆，于是我赶过去拜会这些领导。我在宾馆七号楼找到了小组相关领导，我非常礼貌的向他们呈送了所有申诉控告材料和全部证据，静静的在那里等他们阅读我的资料，在他们看完后领导们要我回去，我就回家了，我并没有任何喧哗和激动狂妄的举动，我相信这些中央大员们是心中有数的。
　　可就在我回到家乡的第三天，2000年5月26日的上午八时，这是一个非常和让我永生不会忘却的日子，上高检察院的反贪副局长晏会中带着我曾在举报信中实名举报的杨峰等五六个检察官埋伏在我去菜市场买菜的路上，把我按在地上用手铐将我绑架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