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挨打还会重演吗？－－读《天朝的崩溃》
　　
　　中国有一句骂人的话，“记吃不记打”，是骂那些没出息，没本事，色厉内荏的小人，这种人拣到了铜钱，或者有过一点“成绩”，就会念叨一辈子，例如“阿Q”的“我当年也阔过”；而对遭受的苦难和吃尽的苦头则全部归咎于“不可抗拒”的“客观条件”。既然世界上有无数“坏人”嫉妒他，想害他，那他下一次挨揍就是一定的了。所以，大清挨打的“教训”是深刻的，“经验”是重要的，需要经常温习。
　　
　　先来看武器
　　
　　枪。仿制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葡萄牙前装滑堂火绳鸟枪。枪长2。01米，铅弹丸重1钱，装填火药3钱，射程100米。射速1至2发分钟。制造工艺：铁匠手工。
　　
　　炮。仿造西方17世纪至18世纪加农炮系列。特点 ：
　　
　　1、铁质差（无铁水提纯和高温炉温技术）。气孔气泡多，容易炸裂，解决办法：加厚管壁（八千斤大炮！），减少装药（只及英军小炮）。
　　2、铸造工艺落后。泥模铸造（没有铁模），管内无加工（没有镗床），管身口径比例、火门位置不合理（无火药燃烧，弹道，初速度等研究）。
　　3、不重视炮架，瞄准具。炮架只能调节高低不能左右转动，一般用粗劣木料制成，演放后松动变形难以使用。瞄准具只有“星斗”（射击方向），无“炮规”（射击高低夹角）。士兵们主要靠经验来瞄准。
　　4、炮弹种类少，质量差。英军当时使用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等品种；清军只有实心弹一种，且弹体粗糙，弹径偏小。
　　
　　枪与炮的管理。无定期修造报废制度，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最长的166年仍未更换。炮多为清初铸造以及前明遗物。无人保养，任由日晒雨淋，蒸洗后也不知能否使用。
　　
　　火药。不懂不学化学理论，用阴阳五行加经验，仍然按照炼丹道士的配方，容易吸潮，爆炸力低。英军当时已经分别配制枪用和炮用发射药。工艺，只是靠舂碾，火药颗粒粗糙，大小不一，往往不能充分燃烧。
　　
　　
　　舰船。
　　
　　英军有400余艘，主要仍为木制风帆动力，特点是：
　　1、用坚实木料制作，能抗风浪而于那样航行。
　　2、船体下部为双层，抗沉没性能好（当时中国人称为“夹板船”）
　　3、船上有两桅或者三桅，挂数十具风帆，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
　　4、军舰较大，排水量从百与顿到千余顿。
　　5、安炮较多，10－120门不等。
　　
　　清军“水师”也有数百艘舰船，其基本特点是：
　　1、船小，最大的吨位还不及英军的等外级军舰。
　　2、炮少，安炮最多的战船也只相当于英军安炮最少的军舰。
　　3、舰船的索具、航速（流体力学）、炮手防护等技术几乎完全没有；
　　5、完好率低，在航舰船只有一半不到！（48。8％）
　　
　　英军小吨位机动铁壳船更是横行我浅海和内河，这里无法比较，就不说了。
　　
　　不是当时的中国造船业只能达到这个水平。而是“此向来造船部定规例如此，其病不在偷工减料”。乾隆年间的“工部军器则例”和“户部军需则例”等条例确定了船只的样式和修造费。为了保持水师对民船的各种优势（防民），清朝又反过来规定民船的大小尺寸，限定民船出海时火器、粮食、淡水的携带数量。这些国家“法规”严重阻滞了中国造船业、航海业的进步。
　　
　　由于“船炮之力实不相敌”，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不敢与水师出海迎战，这种由装备而限定了的战略，使清军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英军凭借其强大的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役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
　　
　　从中西武器发展史看到，明清之际，中国的军事科技并不落后余西方。到了清康熙之后中西武器装备的差距急剧拉大。清王朝对武器的态度不是研究而是保密！例如：
　　
　　枪炮。清军的枪分为御用枪（当时宫中已经有了燧发枪！），驻防八旗用枪，绿营用枪（火炮也配置也是如此）。质量梯次配置。目的是巩固京营，以驻防监视绿营。这种为确保满洲贵族（高干）统治的方式，却使得清军的主力－－绿营在鸦片战争中以清朝最次的装备来迎敌。
　　
　　炮弹。明末清初，中国引进西洋大炮时，同时也引进了“开花弹”技术。然而此技术为御林军专有，现存北京博物院的清初炮弹几乎全为“开花弹”。然而可笑的是统治者自己也都忘记了，至鸦片战争时，别说一般军官，就连主持海防的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都闹了不知“开花炮弹”为何物的大笑话。到了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西征新疆，在陕西发现明末所遗“开花炮弹”之实物，不尽感慨万千：“西洋之利器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武器装备管理体制 （ 严格管理，规定严密！）
　　
　　样式、制造工艺：新武器样式和工艺不符合规定，一律不许制造（制式化，一体化）。
　　工价、料价：超出规定的经费一律不准报销（防舞弊）。
　　勒索：“国家”武器“工程”承办官员，直至最下级的验收干部的种种“收费”勒索，猖獗、从容、创新多。
　　结果：贿赂验收官是公开的秘密，为了防止赔本，制造者偷工减料搞“豆腐渣工程”成了常态。例：1835年，关天培为改善虎门防御，新制大炮40位，试放过程中炸裂10位，另有五位有其他问题不能使用。关天培亲自检查火炮，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
　　
　　看了武器再来看人
　　
　　兵力。当时清军有八旗兵约20万，绿营兵约60万，总兵力达80万，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 （英军远征军海陆军合并大约是7000人。后来不断增兵，到战争结束时大约有2万人。）
　　
　　编制。皇帝－总督－巡抚－提督－【镇】总兵－【协】副将－【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
　　
　　清军在编制上的“特点”（弊陋）主要体现在营以下。绿营中的营，没有固定的编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从200人到1000人不等。这些兵数名、数十名分散驻扎在10至70处“汛地”，也就是市镇的要冲。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民”。主要工作有：警卫皇园陵寝，守卫各级衙门官府，看守仓库监狱，押解钱粮罪犯，协助关卡征税，查拿私盐鸦片走私，护卫驿站驿道，以及执行各级官府的临时差役。这样一来可以维持社会治安，随时镇压“盐枭”“烂匪”，二来清兵束缚于各地，没有一支可机动作战的部队，可以防止形成“强兵悍匪”威胁朝廷。
　　
　　官、民对立。
　　例如林则徐作为官场中人也想出了“以民袭扰”的“战术”（这时候“国家”想起了“匹夫”），雇募“勇士”乘小船去“火烧英舰”。但是雇募什么人呢？“募匪为勇”！雇走私鸦片的渔民和海盗，名为“以毒攻毒”“以匪治匪”。可见平时在官的心目中，民就是匪（人民是素质低的），到了需要有人“卖命”的时候，真正能够收买的“亡命徒”竟然只是一些最不可靠的社会渣滓。可见这个用武力镇amp ；8226 ；压来支持的大清政权，能够买来的“人民支持”多么有限。
　　团练。这是清朝的传统办法。雇民为勇（民兵，预备役），由地方乡绅进行组织，离家不离土，名义上就成了清军的临时成员，临时部队，经费则由地方自理。这些准武装力量除了给当地权贵看家护院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战斗力，在“管理不善”的时候，反而成为扰民害民，进一步离间官、民关系的“混进革命队伍的害群之马”
　　
　　
　　军官和士兵
　　
　　军官相对太“穷”。那时候文官富，“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最穷的县官也有十万人的“税源”可吸。最廉洁的地方长官也有科举和办各种“许可证”的“规费”可收。而军官最多只能在协助“执法”（综合执法）的时候得一些“辛苦费”。因此各种生财之道就很流行。
　　
　　1、吃空额。
　　这是人都知道的简单把戏。曾贵州知府的胡林翼给朋友的信私下说：“绿营普遍缺额过半，偏远营汛仅存额兵的六分之一。”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称：“京师步营额设甲兵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为了应付操演巡视，军官常雇人临时顶替。
　　
　　2、克兵饷。
　　此亦军官作弊的传统做法。正规扣奖金的名目有扣建、截旷、朋扣、搭钱、折色等，为军官克口粮饷创造了机会。至于根本不要任何名目的克扣，史料比比皆是。除此之外，军营中的各项开支，也往往从兵饷中摊派。甚至包括军官见上司的门包亦摊入兵饷。
　　
　　3、贪赃枉法，祸害社会。
　　军费毕竟有限，许多人就将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官兵联手，花样层出不穷：出售兵缺，开赌收费，办茶楼，出租战船给商人运米，出租营房做仓库……这都还算小心的。最主要的贪赃方式，又是最简单的，就是在执行公务时直接勒索和受贿。一切“公务”在他们的操作下，皆成了来钱的营生，久而久之形成了监盗两便的陋规，一面交钱，一面放行。
　　
　　资料显示，粤水师的年收入为当时最优，“其中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土规：鸦片走私的陋规）。”
　　
　　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军队奉财神为战旗时，败亡已不可逆转。
　　
　　对兵匪一家的局面。
　　林则徐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曾国藩更是一针见血：“……自备守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我们看到的一些论著中“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的说法，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来以偏概全，不顾逻辑，更多的是倡导者的阿Q心态，
　　
　　不学现代军事技术。
　　清军军官的来源有二，一是行伍出身（根正苗红）。二是武科举，武科举与文科不同的是除了内场考试，考“武径七书”（政治文化考试）以外，还要外场考试，考骑射、步射、拉弓、举石、舞刀。正如认为八股文可以治天下一样荒谬，清代武科举的考试项目与近代战争的要求南辕北辙。且不论《武径七书》这样的古代哲理兵书不宜作为初级教官的教科书，这项仅与谋略有关的考试因考生们错误百出，在嘉靖年间统统改为默写《武经》百字（背政治标准答案）。道光皇帝更是明确下旨指示：“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将武科举的名次集中于一项，即拉硬弓。他们以臂力为选择军官的标准，竟有中式者根本不识字的。
　　
　　又过了几十年，大清实行了几百年的“文字狱”已经“烂熟”，此期间日本如饥似渴地全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化学、造纸、纺织、机械、测量、数学、物理、天文、教育、医疗、筑路、……所有领域“全盘西化”，生怕有一点遗漏，而不是仅仅会造军舰。而大清只看得见军舰这个“威慑力量”，靠毁林烧瓷，靠千百万穷苦人手工织丝绸，换了银子买“大铁甲舰”，即使后来搞亚洲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制造所，自豪地“也会造铁壳船”了，以为这就是“夷之长技”，有了此技就可“制夷”了；而民众则民不聊生，愚昧无知。战争的结果，最大的那艘铁甲舰被俘虏，成了日本的训练舰……
　　
　　道光皇帝称祖上打下的大清江山是自己的“一所大房子”，“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而一旦出了问题，就必然是臣子们在欺骗他。臣子们则“多磕头，少说话”，“只讨欢心，不究事理”，闷声发大财。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