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 ：请你忏悔
　　
　　北京某大学教授周思源，这种教授，也有资格给学生讲座？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无知还是故意造谣。为了诬蔑清朝，把唐朝的疆域说的比现在大一倍， 现在是960万，唐朝的时候是1920万？哪里来的数字啊？ 清代最大1400，元朝1200。 清朝相对于明朝，把中国的领土拓展了3倍！而唐朝则只有半倍。唐朝最盛时版图加控制区域约达900万平方公里， 但大片区域统治是不巩固的，安史之乱前唐朝稳定控制的区域500万平方公里，比西 汉略小。清朝将汉朝、唐朝、元朝 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下来，为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
　　
　　“盛世”，指的是一国历史上相对安稳发达的阶段，比如视汉代为盛世，是拿它跟战国和秦末的乱世以及三国争斗的时代相比；称唐代为盛世，是就两晋南北与五代之间一段太平兴旺的历史而言。前有晚明之衰，后有道咸之败，比较起来，对康乾时期的昌盛局面不应有疑问。现代有一种比较法，源于西方史界，谓汉唐时中国经济实力为世界之最云云。这种说法我们固然听得高兴，但它与向来就有的汉唐盛世之说无大关系；即便西方史家得出结论：当时中国据实力仅为二流，汉唐盛世说仍能成立。对康乾盛世也应这样看。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也罢，说当时的中国因无工业革命或因思想禁锢而不及欧西、日本也罢，这些最多只能作为旁参的视角，而不能作为判定盛世与否的主要标准。
　　当然，说是“盛世”，弊端也并不少，甚至有极重的病症，使得人们对盛世之名产生怀疑。文字狱就是康乾盛世的大疾。但这是一场慢性病，根子在封建专制，只不过到了清代，因民族矛盾加剧、军政控制愈严而终至于大发作。周文提到，乾隆朝时李贽（1527－1602）的书被禁毁，因为他“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殊不知清廷禁毁李贽的作品，是在奉行明朝的故事。此事顾炎武记得明白：天启五年朝廷颁旨，“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禁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日知录》卷十八，“李贽”）。至于戮尸、灭族、株连之类，自然也非新发明；满清统治者的所为，只是从语言文字上多找了些借口罢了。文字乃是表层现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质是“狱”，是对读书人的压服。关于文字狱，学界谈论得很多，但大都是言其惨烈和制缚思想的危害，而对其涉及的社会层面、破坏清代学术的程度等问题分析得不够。在此我想指出两点。
　　　　第一，卷入文字狱的以底层普通读书人居多，中层次之，高层尤少。顺治时，对一些曾经积极反清并始终消极对抗的名流就有意宽容。例如顾炎武，不惟亲自领兵抗清，且先后六度访谒明孝陵（最后一次是在顺治十四年）。但清廷深知，对这样的高士杀之不如恕之；恕之更利于安定士心，树立仁政的形象。当然，至康乾时，政局既稳，士人中若再有这类公开蔑视的举动，已不会被容忍。而此时的中国读书人，绝大多数志在博取功名，已无心反清复明了。虽然，在语言文字上，眷恋前朝的情绪仍会有所流露。对这样的感情流露，甚或借古讽今、影射时政，清廷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多少也有所顾忌，担心打击面过大，反不利于维持统治。这就是为什么乾隆要为自己开脱，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乾隆六年谕）， 这话确实显出他有一点顾虑。漆永祥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乾隆时“禁书与文字狱并未涉及到高层知识分子和学界名流，而他们的著述中并不是没有违碍字句。……统治者的注意力并不在高层知识分子和时贤名流身上，此应为当时事实”（《乾嘉考据学研究》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并举了钱大昕为例。
　　　　第二，禁书和文字狱对自然科学基本未受影响，中国科学迟至清代仍未发达起来，与政治压迫无大关系。清朝对西洋新学非但不禁，而且鼓励著译；并将明末以来的数十种西书载入《四库全书》，其内容涵盖天文、地理、数学、历算、水利、人伦、教义、乐理、语文、制造工艺等多个方面。要说“解放思想”、“接受新知”，康熙已经在这样做了，至少不比一般士人落在后面。抵制科学的倾向反倒是来自汉族士大夫内部，来自像杨光先那样一批冥顽不灵的读书人。但在新旧历法之争中，几经反复，最终是新法得胜；而胜负的决出，不是靠比嘴上功夫，而是通过科学观察：康熙七年，命杨光先和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同测正午日影，结果后者以测算更为精确取胜。这是新科学对传统科学的胜利，同时表明，科学在专制统治下也能生长。照此发展下去，科学新知有望先在高层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然而，康熙末年与罗马教廷因礼仪而起的争端，导致先是禁止传教，进而驱逐教士，最后中断往来。对于业已开通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这是致命的一击。这方面的讨论已属另一话题。就我们的题目来看，我只想说，在这一事件中，国际政治交锋和中西文化冲突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国内政治迫害。
　　
　　
　　比起自然科学，史学方面，明史以及有关满清渊源和征服史的研究受到的冲击大得多。经学堪称兴盛，受到的束缚未必大于明朝。性理之学及一般哲学问题被忽视，主要不是因为统治者禁锢思维，而是因为清儒自己就不喜欢；他们觉得这类学问无用，“实学”才有用。而这种“反之于实”的思潮，部分也是承自晚明。清儒心目中的“实学”，首推天算舆地；人文科学中，则首推小学，即语言文字学。文字、音韵、训诂三门分科，基于形音义的具细考辨，被认为是最实在的学问，因此又是通经致用的门径。小学家吃的就是语言文字饭，一般都很谨慎，极少有人像王锡侯那么大胆，不顾名号避讳，直指《康熙字典》之误，以至被文字狱惨害。整个清代，字典业可谓萧条，只出了御撰《康熙字典》一本，这跟清廷对字典编撰的严控和文字狱的恫吓作用直接有关。不过总的看，禁书和文字狱对小学影响不大，所以有清一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仍能发达，构成汉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又一昌盛期（有一种形象的说法，称两千年的中国传统语言学史呈驼峰状，即，汉代和清代并为两大高峰）。
　　　　小学和经学是清代的两门显学。两门学问的关系又至为密切：小学家大都兼问经学，经学家也大都兼事小学；而史学往往也由经学家和小学家兼做。经学家或小学家的兴趣，甚至及于天算、舆地等等。这些门类相互牵引、共同发展，构成清代学术的主体；经康雍至乾嘉，中国传统学术就是这样发达了起来。而几代学术的隆盛，有一基本的社会条件，那就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说的：“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能有余欲以从事于更高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近世欧洲学问多在此种环境之下培养。而前清乾嘉时代，则亦庶几矣。”（中华书局1954年版47－48页）对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以往学界有赞同的，也有怀疑的。与本文的话题联系起来，如果我们承认康乾为盛世，则学术的兴旺和社会对学者的礼遇就都得到了解释；反之，如果视康乾为黑暗时代，梁启超的论点恐怕就站不住脚，同时也无法理解学术何以会繁荣起来。我个人对梁氏之说一直信疑参半，因为它不易证明。支持其说的例子（生活优裕的学者）很多，反面的例子（穷困潦倒的学者）也不难找到。显然，仅凭单个案例说明不了问题，需要找出共点和规律。一方面，应把学界视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对构成学者阶层的成分应作剖析。正是沿这一思路，我在《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中西语言学史断代比较研究》（外研社2001年）一书中做了一个调查，大抵步骤如下。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981）、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1995）三部书中，述及清代小学家95人，其中81人的生卒年份可以确定。我便将这81人作为分析的样本。其中，进士、举人57人，举孝廉、鸿博9人，诸生、贡生17人。于是可知，他们中的大多数（87％）参加过科举，并且多数取得了学位。而一旦有了学位，也就有官可做，所以，他们中领取官俸者多达62人；加上虽不为官但入人幕府的，或应聘编校典籍、主讲书院的共7人，合计占了72％。这意味着，大多数学者有固定收入，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个数字：这81人的平均寿命，达到67。30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根据社会人口学的统计，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根据现代的一项调查，“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死亡年龄只有52。23岁，加上离退休人员，所有死亡者的平均年龄只有63。33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日第15版）。
　　　　有人也许会说，81人的样本太小。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一点。为验证上述数字，我又扩大调查范围，从《传统语言学辞典》（许嘉璐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找出立作条目的234位小学家（不包括上述81人），他们均出生于1600－1850年间，生卒年份确凿。这里只举一个统计数字：其平均寿命为65。38岁，与第一个样本相差不大。考察至此，我想可以定论了。这里统计的81＋234位小学家，是清代学界的代表群体。他们中的多数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生活水准在一般百姓之上。正因为生活安稳，有利健康，他们才能长寿；也正因为物质生活有保障，学术活动才能顺利展开。当然，我们这样立论，是把清儒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就个体来看，则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寒士，而且寒士未必都短寿。
　　　　总之，从学术史上看，清代学术繁荣在乾、嘉，孕育则在顺、康，“康乾盛世”之说是可以成立的。
　　
　　不同时期的唐朝版图
　　包括唐朝最大的版图
　　注：黄色的是唐朝的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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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te】
　　正确看待康乾盛世
　　文章来源：北大汉语言文化系教授
　　内容简介
　　公元1636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满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诞生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将汉朝、唐朝、元朝以来的中国版图从此固定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为后人称颂的“康雍乾”之世。
　　
　　但封建制度的没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为了加强统治，清庭大兴文字狱，禁锢人们的思想，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都注定了它的悲剧结局。
　　
　　封建社会的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都注定着它必将走向灭亡。而清代以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禁锢思想，更加速了这个封建王朝的灭亡。
　　
　　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等一系列的挫败，陷入了一种停滞的状态。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致使封建制度走向灭亡，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变化。
　　
　　讲座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先生，咱们先鼓掌欢迎。近几年，随着清廷戏的不断热播，不论台湾那边拍的《戏说乾隆》，还是我们内地的《康熙微服私访》，一直到最近几年，以正史剧面目出现的《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使大家都提升起了对清朝历史和清代皇帝的浓厚兴趣，那么学界关于如何认识清朝历史也是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先把周先生请来，请他来谈一谈，他是如何看待康雍乾盛世的，大家欢迎。
　　
　　康雍乾盛世在历史上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吧，一般的被称为康乾盛世，中间那个雍字一般是不提的，为什么 ？它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康乾盛世，它是两个双音节的词构成的一个词组，比较符合汉语的习惯，第二个原因，是雍正皇帝长期以来一直背着一个恶名，就是谋杀父皇，屠杀兄弟，篡诏夺位，因此雍正皇帝的口碑一直不太好，留下最有名的遗案就是所谓篡改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个遗案呢，在学术界，过去就有争论，就有一些学者，比如说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孟森先生，日本的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就对雍正一生的功过和他继位的问题有怀疑，但是真正把这个案子翻过来的是中国旅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启樵先生，他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先生的支持下，下到台湾故宫博物院地下室档案馆里面，从1937年以后这个档案就没有人开封过，开箱阅读了两万多件康熙朝和雍正朝，主要是雍正朝的密折，因为在康熙和雍正的时候，地方上的大臣官员他可以直接写密折给皇帝，这个密折是其他官员不能看的，他翻了两万多件密折以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雍正的继位是正确的，雍正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很辛苦的，他每天写朱批，他每天要读很多密折和正式官员上来的书，有时候他那个批语能写一千多字，而且雍正那个字非常好，搁到现在绝对是大书法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雍正是累死的，因此他就用非常充分的材料把雍正这个案子翻过来，所以国内很多历史学家对雍正的评价实际上都是受杨启樵的影响，因为他几篇论文以后，在80年代初，首先在香港，后来在内地，出版了《雍正朝密折制度研究》，这本书三联书店出版的，印了好几版，打那儿以后，康乾盛世，往往就被称为康雍乾盛世，这是我首先要说明的，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说康乾盛世有的就说康雍乾盛世，所以我写文章的时候，我就提康乾之世，我也把“雍”字给撇开了，这样念起来好念点儿，其实这个雍正还真是不错。
　　
　　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总共是268年，10个皇帝，这个10个皇帝当中，位居第二、第三、第四的康熙、雍正、乾隆，总共是一百三十四年，整占了整个清朝的一半，而清朝呢是咱们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这个朝代离咱们最近，和咱们的关系最密切，咱们不管是学者也好，老百姓也好，相对来说最熟悉的，因此研究清朝的历史教训，经验教训对我们推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它的意义最重大。
　　我并不否定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功绩，但是不赞成现在依旧把康雍乾时期说成是盛世，尤其不赞成对康雍乾之世做过高的评价，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就是不能是从一般历史学的角度，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认真总结康雍乾三朝的得失，尤其是它的失，正确认识康雍乾三朝的得失，有助于加强加快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贡献，和汉朝唐朝的比较，这三位皇帝的确都很有作为，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其中康熙的贡献最大，康雍乾三朝先后消平三番，收复台湾，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还有罗卜藏丹津，还有大小金川土司叛乱，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了，康雍乾三朝它最大的历史贡献是把汉朝唐朝元朝以来中国的版图从此固定了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是它最伟大的历史贡献。由于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这么一个朝代，满族当然人数很少，总数它不超过一百万，只有几十万人，因此它必须依靠其他少数民族来统治国家，尤其是依靠蒙古族，这样的话，它就必须要重用少数民族，重用少数民族就要促使他们学文化，要促进他们和汉族的交往，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要统治整个国家，它必须要学习汉文化，所以这个满族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后来成为一个文化水平，整体文化水平很高的一个民族，那么这些方面呢，客观上呢，都有利地促进了满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另外呢，就是康雍乾三帝，他们对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措施，比如说对新疆，西藏，还有特别是以“改土归流”为代表的这一系列措施，就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管理，促进了这些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这个地方来讲，康雍乾三朝，这三位皇帝都确实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纵向的比，就是我们现在和过去比，清代和明代，和宋代比，还要横向比，横向比就是把中国和世界而且还要运用三维思维方法，因为直线是一维的，平面的，是两位的，三维的就是立体的，而且通过表面穿透性地，看到它的内在看到它的实质，我们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透过表面现象来在看到它的实质，这样的话我就感到康雍乾三朝一百三十四年尽管他们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存在着非常非常严重的不足，它不能被称为是盛世，传统观点在史学界认为汉唐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最辉煌的时期，我们从西汉来说，西汉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3年，那么它的下限就是公元23年，离开康熙，1662年登基已经差了1600多年，开元盛世，天宝之乱是公元755年，我们就算750年那会儿算，那么到康熙登基1662年，也已经差了900年，就是说你差一千多年，差900年，这个人口它当然是大大增加，而且它这个农业发展它当然有很大提高，就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富到什么程度，河北河南这几个国家级的粮仓里边储备的粮食总共达到了9600万石，也就是说，国家的储备粮就够全国每个人将近两石粮食，这还不算大量的储藏在老百姓手里的粮食，当时一斗米只要五文，五个子钱，五个制钱，就是中间有那个方窟窿眼的，那叫开元通宝，就便宜到那个程度，那个米都到了烂掉的程度，而清朝，根据记载到了比乾隆晚一点儿，乾隆后边是嘉庆，嘉庆后边是道光，到道光年间的时候，由于人口过多，跟土地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人口很多，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说，汉朝和唐朝的盛世，它和当时世界上其它的强国来比较，是远远领先的，汉朝的时候，和它相媲美的，只有横跨欧洲北非的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如果把汉朝的中国比作美国的话，它就是欧盟，这两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而且有的历史学家还认为，当时的罗马帝国还赶不上汉朝，那么强大，而唐朝的在世界上领先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说汉朝的时候还有一个可以跟它相媲美的话，唐朝是独一无二的，唐朝的时候疆域比现在几乎大一倍，现在黑龙江以北一直到乌苏里江以东，整个黑龙江的出海口，黑龙江北面广大的土地，那个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咸丰皇帝的时候被割让的，就是火烧圆明园以后，《中俄北京条约》被割让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三个法国，北边到贝加尔湖以北，到叶尼塞河这个下游，西边一直到波斯境内，整个现在中亚西亚那一代，我们知道李白就出生在碎叶，碎叶就是现在在哈萨克还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唐朝那个时候的疆域比现在要几乎大一倍，国力非常强大，所以汉唐的盛世从比较历史学的观点来看，它的确是够得上是盛世，因为它在世界上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所以有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隋唐皇朝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我说这个结论我是同意的，它不仅强大，而且先进。
　　康雍乾时代和汉唐盛世它的主要差距还不仅仅在于经济，不仅仅在于它的强大，尤其是不仅在于它的经济，而是文化和精神，汉唐之所以一直被公认为盛世，并不仅仅由于它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是汉朝和唐朝的精神生产，和精神面貌，我们知道，汉朝的皇帝，一般都比较注意纳谏，你就像刘邦，刘邦没多少文化，这个人比较粗鲁，爱骂人，刘邦称帝以后，那个陆贾，陆贾就跟他老讲《诗经》怎么说，《尚书》怎么说，这个刘邦就骂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乃公：你爷爷，自称你爷爷，你爷爷居马上而得之，我是靠马上打天下，在马上打天下，而得这个天下，刘邦说“安事《诗》《书》”哪用得着《诗》、《书》，陆贾就说，他说你靠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你怎么能够靠武力来治这个天下，而且他说汤武，商汤和周武，商朝的汤王和周武王，逆取而顺守之，逆取，他们用武力反抗暴政，但是呢，以文治天下，他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就面愧色，好，他说那你把你说的那个都写出来，结果陆贾写一篇，刘邦看了以后，就拍案叫好，他连写了12篇，那就是有名的《新语》十二篇，后来就成了刘邦的施政纲领，刘邦就是这么个人，脾气虽然不好，他看不起儒生，但是他能听取意见，而且他的大臣就敢当面顶撞他，唐太宗更不要说了，魏征有时候提意见提得很厉害，有一次把唐太宗气得都几乎想杀他，所以在汉唐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它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些大臣们，都敢提意见，君主也能够比较虚心地听取大臣的建议，即使比较尖锐，他也能够接纳。
　　
　　杜甫有一首诗非常典型，杜甫赞美李白，咱们都耳熟能详的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在长安街上哪个酒家上喝多了，睡着了，天子呼来不上船，子称臣是酒中仙。天子派太监来下诏了，李翰林你进宫去，皇上召见你，李白酒还没醒，皇上召见我才不去了，我是酒中之仙，结果我的文章里面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汉唐的时候比较宽松，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所以杜甫就敢写这首诗来表扬李白，我说如果李白和杜甫生活在康雍乾时代，那不仅李白要灭族，连杜甫也没跑的，谁家藏了这个诗都杀了，我们知道，李白，他不是说嘛，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仗剑去国，辞家远游，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你看看李白是多么自豪，多么自信，那么豪迈，我们在清朝两百多年，能找出一个李白这种豪迈，这种自信的诗人来吗，整个清朝没有一个文人有这样一种自信，因为什么呢，整个民族精神都被扼杀了，我们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才在一些诗歌当中，看到了一些豪放的感情，不过那是因为一些文人看到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吐露的悲愤之情。
　　
　　总之，汉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盛世，最重要的是它有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而这些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品格和财富。
　　
　　下面我讲第二个问题，彻底扼杀民族精神，是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历史性错误，盛世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确实是康雍乾三朝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要正确评价康雍乾三朝的历史地位，最重要的是把它放在世界历史的总坐标当中来观察，著名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当中指出，他这个《全球通史》是上、下两卷，上卷是公元1500年，就是公元1500年之前，下卷是1500年之后，他把公元1500年做一个分水岭，他说是这样，他说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当中，而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183 ；迦马绕过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的航路，1520年麦哲伦从大西洋来到了太平洋，环绕地球一周，所以呢，直到1500年前后，各个种族集团就是各大民族，各大洲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所看到的，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一般都是这么看，都把这个看作是一个转折点，那么无独有偶，中国有一位著名的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是1587年，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它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个平常的一年，那一年发生了几件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然后他做了个案分析，理出来明朝政治的腐败，和走向衰落的那些原因，很深刻，当然了，1500年离开1644年清兵入关还有一百多年，但是这个对我们有启发，就是说在明代中后期，中国当时本来已经相当强大，比如郑和下西洋，郑和当时的舰队是全世界最大的舰队，最强大的舰队，比后来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纳尔逊率领的那个无敌舰队强大得多，但是中国到过那么远的地方，到非洲，到了阿拉伯国家，中国没有留下一个总督，没有留下一个士兵，没有要一个殖民地，所以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文化，明朝那时候确实很强大，手工业非常发达，经济很繁荣，思想非常活跃，当然了，后来由于明末的动乱，政治的腐败，清兵入关等等，中国本来有可能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消失了。
　　但是，1644年，清兵入关以后，在康雍乾三朝的时期，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至少是不会像后来那么衰落，遗憾的是康雍乾三朝由于重大的政策性失误，使中国丧失了一百多年，也就是说，在康雍乾时期，特别是在清朝初年，中国在整体实力上在世界上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我们在商业革命科学革命方面，在自然科学这方面已经不如西方了，因为西方它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它一直在不断地前进，但是这一百三十四年把中国耽误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而且很长，长达一百三十四年，我认为其实，康雍乾三朝它最大的失误就是一个，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这是自古以来就这样，你比如重农轻商，起码从先秦就开始了，两千年来中国一直重农轻商，商人一直没有地位，这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够进入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的时候商业非常发达，那是全世界绝对是第一，南宋甚至一直到了差不多明朝，欧洲当时最大的城市威尼斯米兰这些城市商业很发达，还有荷兰那些城市，它那个人口才十几万，而中国在南宋的时候，杭州已经一百万了，中国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好多个了，商业非常发达，要不然马可183 ；波罗怎么到中国以后到了杭州，就觉得真是到了天堂一样，所以重农轻商在中国它是历史悠久，中国商业繁荣，但是商人没有地位，所以这都是老问题。闭关锁国也不是清朝开始的，清朝所特有的，是以严厉的文字狱为代表的禁锢思想，当然了，文字狱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历朝历代，也有，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朝情况不一样，明朝有一段时间也很严重，但是历朝历代，有过禁书，有过有某些文人由于文字而被杀，但是，像康雍乾三朝，一朝比一朝厉害，文字狱的时间这么长，规定这么苛刻，处置如此得残忍，那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因此，以文字狱为代表的禁锢思想，是清朝康雍乾三朝的最大的一个失误，我们知道，雍正他上台靠的是两个人的力量，一个是他舅舅隆科多，一个就是年羹尧，年羹尧是大将军，年羹尧处死理由之一也是文字，雍正上台的第二年，有一次给年羹尧的折子上是这么批的，他说：从来君臣之遇合，自古以来，皇上和大臣的交往关系，私意之相得者有之，就是私人感情挺好的，也有，一般都是公事公办的，君臣是公事公办的，但是私人感情比较好的，也有，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久矣，可是未必有咱们俩好的那么时间长，等等等等，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榜样，咱们两人那么好，要做千古君臣的榜样，感情那么好，底下那句话，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让那个天下后代的人羡慕咱们，钦佩咱们，钦佩得流哈喇子吧。过了几个月，雍正三年二月，当时天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天文现象，好像大概十年前咱们有过一次，一个是就是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月亮就出来了，这个还比较常见，最难得的是什么呢，太阳还没有下山月亮出来了，而且正好赶上五星连珠，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这个大概十年前咱们出现一次，这种现象大概要一两百年才可能赶上一回，所以历来被认为是大吉大利，所以百官呢，是纷纷上书，上表祝贺皇上，这是咱们皇上英明，天降吉祥，那年羹尧当然也不例外，他也上书，他上书里边有一句话，他用了一个词，他用的词呢，用了“夕惕朝乾”，夕就是朝夕的夕，傍晚，晚上；惕是警惕的惕朝就是早晨了，朝夕，只争朝夕了，乾就是乾隆的乾，他这句话是出自《周易》，《周易》它本来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就是君子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整天都是非常勤奋努力，到了晚上，他还总是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明天是不是做得更好一点，勉励自己明天争取做得更好一点儿，这样的话就无咎，那就没事，以后就不容易犯错误，这是《周易》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么这个后来就变成什么呢，朝乾夕惕，它一般的用法是朝乾夕惕，因为朝是白天嘛，早晨嘛，夕是晚上，朝乾夕惕一般是这么个用法，但是这是一个并列结构，这个结构它是可以互相换的，咱们成语里面很多，你比如说三教九流，咱们一般说三教九流，你说九流三教也行，柳暗花明咱们说花明柳暗这种四字结构挺多的，因为它是并列结构，不是偏正结构，年羹尧把常用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让雍正给抓住了，雍正上谕里边就说，他认为他是有意倒置，他说他有意倒置，心怀叵测，他说下面是他的原话，他在上谕里面说，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他不把“朝乾夕惕”给我，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本来早就定了，这是他最大的功劳，现在那不算了，为什么，因为他不给我这个，结果呢，年羹尧被捕回京，罪名总共是九十二条，其中有三十二条，有三十多条都是斩罪，就是要杀的，仅有一条就够杀的，总共有三十二条够杀的，要杀三十二回可以是，后来年羹尧在监狱里边他上书哀求，他说：留下这犬马，把我这条狗，把我这匹马留下，慢慢地给主子效力，最后是雍正恩准他在狱中自尽，恩准，他的儿子被斩，其他15岁以上的子孙都发到边疆充军，所以清代一个文字狱的案子，它影响了往往就是几十人，几百人，而它的影响，它的间接影响，那就是整个县整个州整个省 ？
　　乾隆朝，历来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而这个时候呢，清朝建立已经快一百年了，因为乾隆是1736年登基的，1796年他禅位给儿子，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按理说满族这个时候统治已经巩固了，这个文字狱可以不要那么搞了，可是恰恰相反，文字狱在乾隆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最厉害的，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一百六十多起，其中在乾隆朝，有一百三十多起，占80％，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河南有一个民人叫刘峨，他刊刻了一本（书），那本书是卖给考生的，那本书干吗用呢，就是告诉考生，你这个考试千万要注意避讳，什么字不能写，什么字不能写，你想他这本书本身就说避讳的，他当然就得说比如说当今皇上叫弘历，对不对，那个弘字你可不能这么写，他得举例子，咱那圣祖爷那个玄烨，那“玄”字我告诉你怎么写，你那个点得去掉，还有怎么个写法，他得举例子，坏了，他举好些例子，那你说还有好吗，是不是，所以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咱们进入提问部分，有问题的朋友请举手，咱们向周先生来发问。
　　
　　现在的影视界都在连篇累牍地宣传康乾盛世，什么康熙，雍正，乾隆，这方面的片子很多，那么他们现在我们也知道舆论的导向是很重要的，它现在这些影视片子到底是有利于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还是不利于发扬我们民族精神，我想听听周先生意见。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重视，我不是杞人，但是我也忧天，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代的这些清宫戏太多了，其中有的已经超越了戏说，成了胡说，我就举到这么个例子，我说如果咱们现在要来评选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三百四十多位皇帝，我们要评选十佳皇帝，康雍乾肯定当选，而且名列前茅，清代总共只有十个皇帝，三位是及其优秀，所以我感觉到，我们现在在某些清史的观念上需要有一些调整，而它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清史当中，应当描绘出清国清朝为什么必须灭亡，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帝国主义入侵是一个外因，我们都读过矛盾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没有帝国主义入侵，清朝也应该灭亡，也必须灭亡，因为这个朝代太腐败，太黑暗了。
　　
　　我记得好像是（英国）艺术史专家叫贡布里希他就强调，所谓历史，就是我们同历史的事件人物等等站在今天的角度跟他去挂钩，那么今天周先生实际上就是在这儿，把这个钩挂在了康雍乾的历史时期，然后周先生从当代性上去评估康雍乾盛世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学术价值，以及思想上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启迪吧，周先生提出了并且肯定了康雍乾一些盛世的真相，比如说固定了疆域版图，增强了凝聚力等等，另外周先生最极力反对的，并且由这一点来说明康雍乾不够盛世的提法的就是禁锢思想，那么好在我们今天以这样一种很好的环境，能够请周先生来，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是空前地开放了，那么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周思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化系教授。） 【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