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中美开战，美国必亡于中国之手

如中美开战，美国必亡于中国之手

　　有人说美国军事实力强大，在别的国家都有军事基地，武器先进。除了抗美援朝之外，中美两国又没有正面交过手，何以断言中美开战，美国必亡于中国之手？

　　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民族融合，都伴随着战争。因此中国历史上涌现于无数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无论是开国帝王，还是普通将帅，都在战争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战争经验和战争智慧。

　　由于战争是复杂的，涉及全方面，本文只从军事思想和智慧分析一下中美对决的结果。
　　战争一般有两种态势，一是以强对强，双方以实力对决，两强相遇勇者胜。此类战例如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华、汉武帝与匈奴之战、唐朝与突厥之战，基本上是硬碰硬，直接打击，以强制强。

　　另一种是以强击弱，这时候会可能出现强者胜，当然这是非常正常的，也可能出现弱者胜，象官渡之战、淝水之战、赤壁之战等等，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的战争史上举不胜举。
　　中国战争史上无论是以强胜强，还是以弱胜强，都有着光辉的战例和丰富的经验，也就是说一方无论是弱还是强都有可能战胜强大的对方。

　　研究西方战争史会发现，大都是以强胜弱，很少有以弱胜强的战例。为何少有以弱胜强的战例，主要分析一下西方的军事思想和思维方式。

　　一、西方的军事战争思想主要是重武器和技术，中国重谋略，代表是古代的一大批兵法。
　　西方重军事技术，着重于气力，代表是西方骑士的重甲长矛。中国与西方军事智慧从搏击之术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西方靠的是力量，而中国功夫是找人的软弱点，西方拳击打的只是头部，而中国搏击攻击的是对方喉，裆、软肋、穴位等这些软弱部分，中国打仗靠的是“以正合，以奇胜”，正是正面进攻，奇是一些创新的技巧，中国打仗对地形、天气、水、火无不用到极致。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打仗没有固定章法，兵种的分配重在“知己知彼”，然后再出手，中国人靠的是无上的智慧，而西方对这种智慧的推崇可以从历史记载看出并不重要，就好像“木马”这种可笑的计谋，如果在中国会被中国名家笑死，而在西方却是奇计，可以看出在战争中西方智谋与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中国人打仗更多的是靠智谋、靠奇计而不仅仅局限于什么兵种。

　　正面战场的巨大伤亡促使中国的军事指挥官找到更加经济的方式击败对手。战略上的指挥技巧已经超越了战术上的指挥技巧的作用，所以中国普遍用计谋、智慧取胜，而非硬碰硬。

　　二、西方侧重个人英雄主义，非常重视单兵素质和单兵装备。中国不仅重视单兵素质，更重要的是重视集体主义，兵士与兵士之间的相互配合，互相帮助，全力杀伤敌人，所以在冷兵器时代，中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阵法，而且阵法变化无穷。明朝戚继光抗击倭寇所使用的鸳鸯阵法，用三千人就可以打败几万人的倭寇，而自身伤亡极小，不到几十人，一举荡平危害明朝百年的倭患。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西方的军事战争在指导思想上存在巨大差异。
　　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经典之作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所体现的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思想相差甚远，就好象小学生与大学生相比，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战争论》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攻占城池。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政治目的即是消灭敌人和消灭敌人武装力量，而消灭敌人必然要通过武力决战，最一般的原则是兵力数量上的优势，集中兵力和突然袭击，通过战斗才能达到，它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当然，消灭敌人并不意味着蛮干。有勇无谋的硬干，不仅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被敌人消灭；认为“主力会战”是战争最重要的部分，要取得胜利就要打击敌人重心，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也围绕着摧毁敌人重心的主力会战展开。

　　克劳塞维茨既然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则必然重视战斗，寻求主力会战，并以此为其全部战争理论的重心，将毁灭敌军视为最高理想。从这方面，也可看出国民党军队同日军交战，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会战方式，所以在日军拥有先进武器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

　　西方军官必修教材——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 也认为全部战争的锁钥在于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军—翼或一点；克敌制胜的惟一方法，不是实施旨在威胁敌人交通线的机动，而是交战；为了打败敌人，必须采取坚决的战略，坚决把主力投到决定点上，力求对敌翼侧采取迂回包围，同时从正面进行闪电突击；当不可能从敌翼侧采取迂回包围时，则应从正面坚决突破，先将敌孤立分割成几部，然后予以各个击被。其实也是硬碰硬，强攻硬打。而这部书也被西方吹上天，认为可以同孙子兵法相提并论，其实这部著作同《战争论》一样，同孙子兵法根本不是一个级别，也就是说同中国的军事思想相关太远。

　　约米尼则对城市的战略价值做了很高的评估，他认为“所有的城市都是战略要点，其原因有二：城市不仅是交通中心，而且也是政治中心。”约米尼不仅认为城市成为攻击目标，而且也是守势作战中的主要防御目标，这应该是由于时代不同造成的认识差异。从他们的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各有不同的认识：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战争像一场赌博；孙子是把战争看做一盘棋的博弈，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克劳塞维茨主张有时应不惜冒险，以战求胜。孙子则断言：“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并且“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所以，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冒险一战，照孙子的观念来看虽然侥幸获胜，也还是“败兵”，实不足取。至于约米尼的看法，他是认为“战争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戏剧”。他认为有一千种不同的精神和物质因素都与它有关，不能简化成数学计算，他既不像克劳塞维茨一样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也不像孙子那样重视计算，而是强调“演员”的角色，认为“战争不是科学，而是艺术”。

　　西方的另一部重要军事著作《战略论》，原名为《战略：间接路线》，是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 ？哈特写的一部阐述“间接路线战略”的军事理论专著。《战略论》一书，洋洋三十五万余言，时间跨度两干五百余载。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进行详尽的分析，旁征傅引，论证一个中心思想：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战例表明，“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其主要原则，是避免从正面强攻直撞的作战方式。作者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因此，在战争和战役中，应避免同敌人作直接的硬拼，而要首先使用各种手段，力求出其不意地震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

　　而中国的中学生都知道，兵者，诡道也，奇正相生，虚虚实实，兵不厌诈，以逸待劳。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什么论证，而西方对这部《战略论》却大加赞赏，其作者还被称作为大师，那中国的中学生以上不全都是大师？

　　孙子不仅不重视，甚至厌恶攻城，他在《谋攻》篇中有“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的描述。孙子虽然也注重攻击，但他认为攻击并非仅限于使用武力。他在“谋攻”时分为四个层面：“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仅在较低的层次才使用武力。他指出武力的使用越少越好，最好完全不用。其关键就在于“不战”：“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事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全”字是关键，谋攻的理想为求全，为了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必以全争天下，故兵不钝而利可全”。

　　总而言之，西方的军事思想家尤其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思想就是一心以毁灭为目标，毁灭就是孙子所说的“破”，所以，在孙子的观点看来，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这种以毁灭对方为目标的理想既令能完全实现，也还只能算是“次之”。孙子的方法乃是今天的“全胜策”。而西方军事思想的观念则是“战胜策”，战胜策的核心是战，全胜策的核心是全。全胜策可以称为是加法兵法，战胜策可以称为减法兵法。加法兵法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利害转化原理”，也就是“生克转化原理”，己方不是绝对的利，“久暴师则国用不足”，这就是己方用兵之害。敌方也不是绝对的害，敌方全国以降，就变成了利。收服一个繁荣的国家与得到一片战争废墟，孰利孰害，是不言自明的。可见，毁敌可能是有害的，而全敌可能是有利的。这就是说，在交战双方之间，存在着可能的加号。胜利也许对双方都有害处，而免战则对双方都有利益。从这里可以看出东方人关于用兵上的智慧是更胜一筹，方法也更为灵活多变。

　　简单说，中国的军事思想为攻城和消灭敌人是最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西方军事思想则认为攻城和消灭敌人是最上策，是战争的根本目的的，所以大都杀戮成性，以杀人为主，这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发生的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中国时的南京大屠杀，进行杀人比赛中就可以看出。

　　克劳塞维茨认为，数量上的优势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重要的制胜因素，特别注重集中优势兵力，追求大会战。会战是战争的真正重心，由几个战斗所形成的大规模会战能有效地消灭敌军，所取得的成果最大，故高级将领应当重视这种双方主力之间的战争，视其为挫败敌国交战意志的重要手段。这在国民党与日本侵略中国时进行的各种会战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是脱亚入欧，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军事思想，也是追究强力，重视会战。而国民党的将领，包括 蒋介石，基本上都是在日本留学时学习日本的军事思想，即使是黄埔军校，也基本上是学习西方的军事思想，苏联其实也是西方的军事思想。认为战争要以力量为主，集中优势兵力，追求大会战，也就是硬碰硬，强攻快打。这种情况就会造成武器装备先进的一方具有强大的优势。在国民党军队武器装备不如日本的情况下，这种强攻硬打肯定使自己处于守势，处于被动挨打之地，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武汉大会战的结局就可想而知。

　　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基本上是学习德国的军事思想，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前后，中国军队基本上是沿用西方的军事思想，强者胜，在武器装备和重工业不配套的情况下，用落后的装备与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进行直接对抗，又采用西方的军事思想和理论，硬碰硬，自然打败仗的几率要大得多，这也是国民党同日本交战时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军事思想是一种实用主义思想，注重于具体的战争形式和作战样式，但缺少如《孙子兵法》那样深刻的军事哲理思维，这就使东西方在军事思想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力强者胜，战争的正义性完全被忽视，只要实力强于对手，就一定要谋求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利益，至于正义与否，完全不予考虑，这就是西方血腥的殖民主义者毫无心理负担的思想根源之一，而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欧洲（各国实力的不断变化），也不能说和这一思想毫无关系。

　　而西方实用主义的军事思想只对战争和军事学本身规律的分析感兴趣，每当有新的科技成果出现，西方军事家们就会研讨其对战争模式的影响，所以，轮船出现，就有马汉的海权论；飞机上天，就有杜黑的空权论。很明显在西方国家看来，战争就是政治的工具，要想赢得战争，就一定要把自己手中的工具做得尽善尽美，而对战争的性质则不太关心，即所谓军人不问政治。换句话说，就是工具（战争及其参与者）不要管使用者（政治及其参与者）想干什么。

　　西方军事学是以暴力对付暴力，就是暴力至上；以暴制暴，其战争是以杀戮为目的，要置对手于死地。而中国军事思想，首先是讲究战争的正义性，道义居首；讲究以柔克刚，上兵伐谋，尽可能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从这种人本思想出发，其战争目的就仅仅是让对手屈服于我的意志而已。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一直奉行的是强权政治，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而作为强权政治最重要工具就是军事实力。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中国的军事思想，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中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应当知道，自从工业革命以后，近几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台湾著名学者钮先钟先生在其《孙子三论》中对《孙子兵法》和《战争论》这两部著作作了言简意赅的宏观比较。主要有：在战略层次上，孙子比较重视大战略，克劳塞维茨较为重视作战层次。克劳塞维茨重视战斗，寻求决战，并以此为其全部战争理论的核心，将毁灭敌军视为最高理想，而孙子虽像克劳塞维茨一样重视攻击，但他认为攻击并非仅限于武力，使用武力是较低的层次；对将帅的讨论中，克劳塞维茨认为“勇敢”是军人的首项要求，而孙子论将则“智”列为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
　　克劳塞维茨的重勇过于重智，他似乎认为勇者必有智，但是智者不一定有勇。孙子的观点恰恰与他相反。孙子轮将时把“智”列为第一位，所谓：“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而“勇”则屈居第四位。在他的书中也只提到智将而没说过勇将。中国追求智勇双全之人，而西方只强调勇猛之人，在中国人看来，很可能是有勇无谋之人。

　　东方兵学重权谋、智慧，西方兵学重力量。而中西方人的思维差异也很好地在对比中得以体现。中国的军事思想注重谋略，重用谋、用计、用间、攻心、奇正、应变。西方军事重视实力，只是偶尔才讲到计谋。中国军事思想主张攻守转化，既讲究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又讲究后发制人、柔以制刚。而西方人一般只重先发制人、先声夺人。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兵谋以将为本，西方以武器为本。从中外反映战争的影视剧也能看出中国和西方军事思想的差别。西方反映战争的影视剧，战场宏大，场面震撼，能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但到剧情结束后才能知道谁胜谁负。看完之后，除了激烈的战争场面给人留下印象外，好象什么也没学到，因何而胜，因何而败，不得需知；而中国反映战争的影视剧，无论是各个朝代还是革命战争时期，基本上通过前期将帅的运筹谋划，就能看出战争胜负，战场上只是用来验证胜负，因何而胜，因何而败，非常清楚。这说明中国人重视计谋、智慧，而西方重视视觉感受，注重武力。

　　自从共产党拥有军队以来，与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交手，其实也就是一直与美国及西方军队交手，国民党军队、日军都是以西方的军事思想为指导的，美国其实也一样，日军的表现就是美军的表现，日军会发生“南京大屠杀”，美军也会，只不过报道被控制，世界不知道而已，所以说中国军队在近现代战争中一直就是与美军（军事指导思想都一样，只不过换了不同国籍的人）在交战，抗美援朝只是高潮而已，在抗美援朝中，中国没有什么实战经验，只飞过几十小时的空军部队与实验经验丰富的美国空军交战，毫不逊色。

　　受西方军事指导思想的国民党军和日军，主要优势是阵地战，强攻硬打，硬碰硬，这样能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优势，而在运动战、游击战面前则无能为力，也就是孙子所说的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中国革命早期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基本上就是按西方军事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看重强攻硬打，强调城市中心论，攻打大城市，如南昌起义、攻打长沙等，就是在西方军事指导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强调堡垒对堡垒，以攻对攻，结果一败途地，被迫长征。

　　当年被汉朝击溃的匈奴之所以在欧洲纵横千里，西方军队一触即溃，是不是与西方军队只知道强攻硬打，一旦遇到力量更强大的对手就只能节节败退，不知道以弱胜强的道理呢？不知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呢？

　　蒙古军队对当时所有的国家来说，蒙古都是“千年未有之强敌”，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然而，蒙古军队征服世界遇到的最强劲对手就是被称之积贫积弱的南宋！ 比较以下一组数据；
　　蒙古征服西辽用了1年； 蒙古征服花刺子模用了1年半；
　　蒙古征服罗斯联盟（今俄罗斯）用了5年；
　　蒙古征服波斯和阿拔斯王朝用了8年；
　　蒙古征服西夏用了10年； 蒙古征服金朝用了22年；
　　而蒙古彻底打败人们印象中所谓文弱的南宋居然用了45年！ 而且这也是蒙古军最大规模的调兵遣将，以举国之兵进攻一国，还要通过迂回包抄（灭亡大理后形成两面夹击）、多年苦战之后才艰难取得胜利，这在蒙古征服史上是仅有的一次。更令蒙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大汗（蒙哥）也在南宋的钓鱼城下受伤殒命。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曾以横扫欧亚的气魄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素有“上帝之鞭”的称号。遗憾的是，就在蒙哥汗继续扩张势力、大展雄风的时候，却于公元1259年由于过度自信和狂妄而“折鞭”于四川的天险之地——钓鱼城。

　　宋蒙（元）战争从公元1235年全面爆发，至1279年崖山之战宋室覆亡，延续近半个世纪，它是蒙古势力崛起以来所遇到的费时最长、耗力最大、最为棘手的一场战争。发生于1259年的四川合州钓鱼城之战，则是其中影响巨大的一场战事。1279年，坚守二十余年的钓鱼城主动献城，还不是被攻下来的。

　　我们要知道，蒙古纵横俄罗斯，荡平地中海，基本上是长途奔袭作战，远离大本营，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存在很多不利因素。

　　南宋成为蒙古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这一方面说明南宋“积弱”之说，难以成立，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西方军队只知道强攻硬打，一旦遇到力量更强大的对手就只能节节败退，不知道以弱胜强的道理呢？不知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呢？

　　再看被西方吹上天的拿破仑，在没遇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就贸然进入沙俄的克里姆林宫，结果遭受火攻，中了诱敌之计，被迫退出城外。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中，一战就失败了，结果造成终身监禁于小岛上，这只能说明他是外强中干，没有后续作战能力，还不如三国时的袁绍。官渡之战后，袁绍虽然失败，但没有被俘。象遭受赤壁之战的曹操，虽然受到重创，但不久就东山再起；刘备虽受到彝陵惨败，但蜀国却屹然不到，这就叫刚易折。

　　假如中国与美国直接开战，美国如果首战被打败了，是不是也象拿破仑一样，从此一蹶不振呢？是不是也象中印之战中印度军队被中国军队打败后人心慌慌，举国震恐，要迁都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假如中国首战被打败了，基本上不存在一蹶不振的可能性，相反很可能全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马革裹尸、战死沙场、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传统，更有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更有反侵略的传统。

　　有人说美国会用核武器攻打中国，就算原子弹能够攻击到中国本土，中国幅员广阔，高山众多，原子弹的威力大大降低。即使催毁沿海经济，象房地产、股市、几亿条裤子才换一架的飞机这样的经济也无所谓，反正都是泡沫，也是中国经济的毒瘤，最坏的结果是中国再次回到农耕时代，中国人民照样可以生活。但如果中国有强大的天空和海洋运输、攻击能力，运送一亿人攻击美国本土，这对美国来说恐怕就是一场灾难。因为美国大部分是移民，建国二百多年又没有遭受外来侵略，美国人的保家卫国、精忠报国的精神大打折扣；美国的民众组织能力与中国民众的组织能力相差甚远，没有反侵略的传统。

　　如果中国能够攻占美国本土，美国基本上就会灭亡了，中国既可一雪百年国耻，为死难的中国先辈和海外华工报仇，也为在国共内战死去的中国人雪恨，将他们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夺回来，如果对杀戮成性、野蛮、禽兽一样的人讲什么仁义道德，那自己恐怕就是禽兽不如了，对这些禽兽、杀戮成性的人就要将他们彻底铲除，并彻底荡平这世界祸乱之源，为万世开太平。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中国人的先祖用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怎么能忘记？这些强盗国家抢走了无数中国珍宝和财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尽的苦难，血流成河，白发人送黑发人，多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火烧园明园、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等，难道中国人就是猪狗吗？任人杀戮、凄凌，只知道吃和睡，不知道血债血偿、父债子还吗？但我们后辈却和他们称兄道弟，还移民，怎对得起惨死的无数先祖呢？
　　中国两千多年来，诞生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等雄才君主，更有孙武、白起、吴起、岳飞、戚继光等优秀将领，何况中国还出了个毛泽东？我们不指望中国还能出现毛泽东、秦始皇，但再出现卫青、霍去病肯定是没问题的。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是不是不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可以击败美国？何况中国还拥有毛泽东思想呢。

　　欢迎广大网友交流、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