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他们的从业与生活

　　中国历史上不乏“男宠”的记载，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行业的出现，肯定不会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特区，更被申哥等业内人士认为是最早出现男性性工作者这一行业的城市，而且也被认为是目前中国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通常自称为“男公关”、“公关先生”或“仔”，所以本研究在谈及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时候，使用“男公关”这一称谓。

　　富哥是我接触到的最早在深圳从事过性工作的男性，据他讲，1998年很多夜总会已经有男公关了，他当时工作的一家夜总会有20多名男公关，而他曾去过的另一家据说当时非常火爆的夜总会，里面及夜总会外站街的也有六七十人。申哥也告诉我，业内人士均认为，在90年代中期男公关在深圳已经形成为一个行业。

　　男公关与小姐的比例，深圳业内人士说，小姐通常是男公关的二至三倍。申哥便对我讲，深圳略大一些的夜总会才会有男公关，小姐则每家夜总会都有。有男公关的夜总会，多少有一些“背景”，但是，并非所有的“背景”都能算得上“黑社会”。“陷的深的”（申哥语），毕竟是少数。

　　深圳男公关的女顾客主要来自香港，其次是台湾。申哥说，只有约20％的女顾客是内地人。但我在北京的信息提供者说，他们的女顾客中大陆女性占到一多半。两地女客人均以四五十岁的居多，三十岁以下的和六十岁以上的都很少。

　　每到周末，会有许多香港女人专程来深圳的夜总会消费，这些女客人较多是香港社会的中下层收入者，如公司职员、政府公务员、小企业主，等等。申哥说，香港的有钱人不会来深圳消费，而是在香港消费，或者去泰国和马来西亚玩。深圳的消费和香港比起来非常便宜，所以来的人多是为了省钱的。而女客人中的大陆人，有企业主、经理人、二奶，在大陆属于有钱人了。

　　在深圳生活，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深圳人价值观中对于金钱的看重，我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几乎都会对我说这样一句话：“深圳很现实！”这里的现实，讲的就是赚钱第一，其它都是次要的。富哥便这样说：“在深圳，没有人管你的事。别人的事，谁也不关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下，人们对性工作者的态度是见怪不怪，非常宽容。我在深圳时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幢公寓式酒店里，便明显能够觉察到这里住着许多女性性工作者（小姐）。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打扮的很性感地出去，夜里三四点钟回来。我的房东便坦言，因为附近夜总会多，所以她的另一套房子租给两个男公关住，而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以前也曾有小姐住过。

　　我做社区考察的FH夜总会由“某某文化公司”管理，所以大家通常会说“到公司上班”。FH夜总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晚六点正式到公司上班，各部门经理点名，总结一下前一天的工作，强调些纪律，并给当天的工作加油打气。

　　信息提供者飞飞曾生动地解释说：“作营销是把客人弄进包房，而作男公关是把客人带出夜总会，弄上床。”但不同部门又是互通的，比如营销部的男女营销员也可能陪台甚至出街，而公关部的男公关和礼仪部的小姐也可以向客人推销客房。ＤＪ均是女性，偶尔也会陪台或出街，但其他部门的人员则不会。

　　ＦＨ的礼仪部有二十多位小姐，而公关部只有八位男公关。男公关在ＦＨ夜总会来去自由，没有人控制他们。还有更自由的，不固定属于哪一个夜场，哪里需要了打个电话就叫来。申哥便常叫这样的男公关来ＦＨ，我见到的便有四五个。但是，申哥说，在一些酒吧，也有被人身控制起来的男公关，怕他们跑了，家里人的姓名地址都知道，想不干也不行。申哥称之为“专业店”，去那里的客人不会要求陪酒、聊天，往往是物色好男公关直接领出去上床。

　　男公关和小姐并非可以随意进客房揽客，通常是帮客人开房的那个人（主要是营销人员）让谁进去，谁才可以进去供客人挑选。所以，男公关和小姐都有求于营销人员。如果哪个营销员定房好、定房多，男公关和小姐就会去讨好他们，请他们吃饭，送礼物和红包给他们。

　　在FH，小姐和男公关都不向公司交钱，公司也不给他们钱。小姐坐台最低200元，出台800到1000元，包夜1200至1500元，其中给开房的人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男公关坐台500元起，出街2000元起，但也不乏1500元便出街的。男公关的这些收入中，也会给开房的人百分之二三十。当然也会有人多给，一位信息提供者说：“谁会来事，谁就有客人。”

　　我的一些信息提供者聊天时曾说，深圳某某五星级酒店里面的男公关出街3000元起，包夜可以拿到7000元。

　　虽然九点前后就陆续有客人来了，但夜里十点High场的舞曲和表演正式开始。没有被选进包房的男公关便要在场子里自己“扣女”；同时也有一些女客人是常泡在场子里“扣仔”的。跳舞的时候，来扣仔的女人会三五成群地在High场里面“四处蹦”，“哪里男孩子多就往哪里蹦”。挑的差不多了，就会跳过来问那孩子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聊起来，让男孩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喝酒。

　　我的观察是，在ＦＨ开包间的女人通常会三四个人一起来，每人叫一个男公关，两个女人一起来的时候都少。FH全场21间包房，每天晚上至少会有一间包房点男公关。

　　申哥这样总结说：“来夜场的男人，十个里有九个是要找小姐的；单独来夜场的女人，十个里也有九个要找男公关；大陆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通常不会找小姐也不找男公关；香港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男人会主动替女人找公关。” 我在FH的时候，曾遇到一对自称夫妻的香港客人，小姐和男公关各叫一个，四个人在房间里玩。

　　一些媒体将男性性工作者描写成形容枯槁的形象，而我所接触的男公关每个人都非常阳光、青春。有些人只是比较瘦，但还是健康的肤色与神采。他们都否认从事性产业会对他们身体有太大的影响，申哥也说：“他们都很会保养自己的。”

　　性产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我离开深圳不到一个月后，申哥便带着他的营销团队去了另一家夜总会；而到2006年年底，我得到的消息是，申哥已经改行退出性产业了。同我相处最友好的信息提供者阿京，也退出性产业回东北老家结婚了。

　　在深圳的日子，我和许多男公关成了朋友。他们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我这项研究是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来研究男性气概理论的。我提出，男性气概是一种实践的过程，一个变化的趋势，而不是一个稳定的位置。这，正是男公关们的生活和经历告诉我的。我在内心，会永远感念他们。
　　二、他们的从业与生活

　　中国历史上不乏“男宠”的记载，但男性性工作者作为一个行业的出现，肯定不会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特区，更被申哥等业内人士认为是最早出现男性性工作者这一行业的城市，而且也被认为是目前中国男性性工作者最集中的城市。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通常自称为“男公关”、“公关先生”或“仔”，所以本研究在谈及深圳的男性性工作者的时候，使用“男公关”这一称谓。

　　富哥是我接触到的最早在深圳从事过性工作的男性，据他讲，1998年很多夜总会已经有男公关了，他当时工作的一家夜总会有20多名男公关，而他曾去过的另一家据说当时非常火爆的夜总会，里面及夜总会外站街的也有六七十人。申哥也告诉我，业内人士均认为，在90年代中期男公关在深圳已经形成为一个行业。

　　男公关与小姐的比例，深圳业内人士说，小姐通常是男公关的二至三倍。申哥便对我讲，深圳略大一些的夜总会才会有男公关，小姐则每家夜总会都有。有男公关的夜总会，多少有一些“背景”，但是，并非所有的“背景”都能算得上“黑社会”。“陷的深的”（申哥语），毕竟是少数。

　　深圳男公关的女顾客主要来自香港，其次是台湾。申哥说，只有约20％的女顾客是内地人。但我在北京的信息提供者说，他们的女顾客中大陆女性占到一多半。两地女客人均以四五十岁的居多，三十岁以下的和六十岁以上的都很少。

　　每到周末，会有许多香港女人专程来深圳的夜总会消费，这些女客人较多是香港社会的中下层收入者，如公司职员、政府公务员、小企业主，等等。申哥说，香港的有钱人不会来深圳消费，而是在香港消费，或者去泰国和马来西亚玩。深圳的消费和香港比起来非常便宜，所以来的人多是为了省钱的。而女客人中的大陆人，有企业主、经理人、二奶，在大陆属于有钱人了。

　　在深圳生活，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深圳人价值观中对于金钱的看重，我所接触的各行各业的人，几乎都会对我说这样一句话：“深圳很现实！”这里的现实，讲的就是赚钱第一，其它都是次要的。富哥便这样说：“在深圳，没有人管你的事。别人的事，谁也不关心。”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下，人们对性工作者的态度是见怪不怪，非常宽容。我在深圳时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幢公寓式酒店里，便明显能够觉察到这里住着许多女性性工作者（小姐）。每天晚上七八点钟，打扮的很性感地出去，夜里三四点钟回来。我的房东便坦言，因为附近夜总会多，所以她的另一套房子租给两个男公关住，而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以前也曾有小姐住过。

　　我做社区考察的FH夜总会由“某某文化公司”管理，所以大家通常会说“到公司上班”。FH夜总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晚六点正式到公司上班，各部门经理点名，总结一下前一天的工作，强调些纪律，并给当天的工作加油打气。

　　信息提供者飞飞曾生动地解释说：“作营销是把客人弄进包房，而作男公关是把客人带出夜总会，弄上床。”但不同部门又是互通的，比如营销部的男女营销员也可能陪台甚至出街，而公关部的男公关和礼仪部的小姐也可以向客人推销客房。ＤＪ均是女性，偶尔也会陪台或出街，但其他部门的人员则不会。

　　ＦＨ的礼仪部有二十多位小姐，而公关部只有八位男公关。男公关在ＦＨ夜总会来去自由，没有人控制他们。还有更自由的，不固定属于哪一个夜场，哪里需要了打个电话就叫来。申哥便常叫这样的男公关来ＦＨ，我见到的便有四五个。但是，申哥说，在一些酒吧，也有被人身控制起来的男公关，怕他们跑了，家里人的姓名地址都知道，想不干也不行。申哥称之为“专业店”，去那里的客人不会要求陪酒、聊天，往往是物色好男公关直接领出去上床。

　　男公关和小姐并非可以随意进客房揽客，通常是帮客人开房的那个人（主要是营销人员）让谁进去，谁才可以进去供客人挑选。所以，男公关和小姐都有求于营销人员。如果哪个营销员定房好、定房多，男公关和小姐就会去讨好他们，请他们吃饭，送礼物和红包给他们。

　　在FH，小姐和男公关都不向公司交钱，公司也不给他们钱。小姐坐台最低200元，出台800到1000元，包夜1200至1500元，其中给开房的人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男公关坐台500元起，出街2000元起，但也不乏1500元便出街的。男公关的这些收入中，也会给开房的人百分之二三十。当然也会有人多给，一位信息提供者说：“谁会来事，谁就有客人。”

　　我的一些信息提供者聊天时曾说，深圳某某五星级酒店里面的男公关出街3000元起，包夜可以拿到7000元。

　　虽然九点前后就陆续有客人来了，但夜里十点High场的舞曲和表演正式开始。没有被选进包房的男公关便要在场子里自己“扣女”；同时也有一些女客人是常泡在场子里“扣仔”的。跳舞的时候，来扣仔的女人会三五成群地在High场里面“四处蹦”，“哪里男孩子多就往哪里蹦”。挑的差不多了，就会跳过来问那孩子是做什么的，然后就聊起来，让男孩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喝酒。

　　我的观察是，在ＦＨ开包间的女人通常会三四个人一起来，每人叫一个男公关，两个女人一起来的时候都少。FH全场21间包房，每天晚上至少会有一间包房点男公关。

　　申哥这样总结说：“来夜场的男人，十个里有九个是要找小姐的；单独来夜场的女人，十个里也有九个要找男公关；大陆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通常不会找小姐也不找男公关；香港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来，男人会主动替女人找公关。” 我在FH的时候，曾遇到一对自称夫妻的香港客人，小姐和男公关各叫一个，四个人在房间里玩。

　　一些媒体将男性性工作者描写成形容枯槁的形象，而我所接触的男公关每个人都非常阳光、青春。有些人只是比较瘦，但还是健康的肤色与神采。他们都否认从事性产业会对他们身体有太大的影响，申哥也说：“他们都很会保养自己的。”

　　性产业从业人员流动性很大，我离开深圳不到一个月后，申哥便带着他的营销团队去了另一家夜总会；而到2006年年底，我得到的消息是，申哥已经改行退出性产业了。同我相处最友好的信息提供者阿京，也退出性产业回东北老家结婚了。

　　在深圳的日子，我和许多男公关成了朋友。他们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我这项研究是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来研究男性气概理论的。我提出，男性气概是一种实践的过程，一个变化的趋势，而不是一个稳定的位置。这，正是男公关们的生活和经历告诉我的。我在内心，会永远感念他们更多详情请加QQ814322572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