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对话。黄炎培曾经问毛泽东，中国历代王朝总是逃不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这种周期律在新中国再一次出现。当时毛泽东的回答具体是什么倒是记不清了，不过大概的意思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不同于以往的封建王朝，新中国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当家作主的也是人民，因此封建王朝的周期律并不适用于新中国。
　　这个对话的政治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们先把着眼点放在周期律本身上来。
　　从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开始，中国历代王朝从夏商周一直到近代的清王朝，这些王朝在建立之初的确总是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王朝又会慢慢衰落，最后要么被新的王朝取代，要么四分五裂。让我们从头开始，换一个角度，一个一个慢慢说来。
　　在夏商周之前，中国是三皇五帝时代，通行的模式是禅让（尧舜禹）。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帝王，因为直到夏禹时代，困扰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冲突问题。也就是说，华夏民族此时在自然环境面前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舜能够因为大禹治水的功劳就将最高首长的位子让给夏禹就可见一斑。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国家领导人”实质上就是部落联盟首领，他的最大任务仍然是带领整个部落联盟的人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遴选一个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人，是关系整个部落联盟全体福祉的事情，这个时候公共权力的公共属性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种群内部的斗争并没有凸显，华夏族群同外部自然环境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
　　夏禹死后，夏启继位，用世袭制结束了禅让制。从禅让制结束的那一刻起，公共权力的公共属性便被种群内部某个个体或某一个小群体的私利所侵染。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夏启继位之后，整个部落人群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难以再安然生存下去，那么夏启的继位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夏启能够顺利继位说明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这个时候华夏民族的生存状况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很明显很突出，不再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谁来做联盟的首领对整个族群的影响并不大。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夏启继位之后，因为夏禹的优良基因和教育，他本人在履行公共职能的时候，能够比较好的胜任这一工作，那么在并不怎么影响自身生存利益的基础上，让渡一部分公共利益，给夏禹的子孙一些特权，无论是对于各个部落的首领还是民众来讲，也并不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
　　夏朝终结于夏桀之手。在中国人的文化语境之中，论及帝王的暴虐，往往会把夏桀和商纣并列。当然这些说法应该是后世的人们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而打造的语境，真实的状况应当是夏禹的子孙在长期的享受特权带来的好处之后，已经慢慢退化，难以再胜任带领部落联盟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任，而以商汤为首的商部落在力量逐渐强大之后，有了当家作主的想法。可是不流血的禅让的优秀传统早就已经终结，那么最终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凡是有暴力存在的地方必然就会带来仇恨，而仇恨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暴力，那么新上台的首领为了化解这些仇恨，从而让自己执政的地位更加牢固，就必然要渲染前任无恶不赦以及自己的正义。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
　　至于几百年后商汤的子孙商纣和周文王、周武王的故事与几百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之所以商周之间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流传广泛，甚至被各种神话，那是因为周朝的执政历史时间实在是长。周朝名义上的执政时间长达八百余年，实际上的执政时间也有六百余年。而以孔丘同学为代表的统治中国思想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也是奉周文王为鼻祖的，前后长达近三千年的渲染，周朝想不被神话好像也不太可能。
　　但夏商周的更替的确不能同中国后世王朝的更替相提并论，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央政府实质上只是被尊为天下共主而已，同后世的中央集权体制根本不可能同日而语。以周朝为例，周王朝采用分封制，中央政权下面分封了大大小小无数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尊周王朝为共主，但诸侯国的国君才是该诸侯国实际上的治理者。如果你抛开中国历史学家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划分，从治理形式上看，周王朝同之前的部落联盟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无外乎此时的各个部落被各个诸侯国代替而已。
　　接下来，历史进入快车道，经过夏商周三代两千余年的发展，此时的华夏民族已经在亚洲东部的这块大陆上牢牢站稳了脚跟。同外部自然环境的矛盾早就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华夏民族内部族群的矛盾逐渐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
　　在周王朝逐渐衰落而还没有正式谢幕的时候，各个部落的首领或者叫做诸侯国的国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随即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此时的周王朝虽然已经衰落，但几百年以来的思维惯性让人们将其认为天下共主的观念根深蒂固，华夏大地上即便是有强大的诸侯国崛起，一开始也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敢于直接向周王朝开炮。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霸主们一开始仍然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来进行各种活动。即便是有楚庄王的问鼎之举，但最终仍然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
　　而最后一层遮羞布被扯下来自于大秦帝国。个人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上，秦帝国是一个怎样评价其重要性都不为过的朝代。因为商鞅变法后的大秦帝国的郡县制彻底把以前的部落联盟式的分封制给颠覆了，中国真正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秦帝国手上开始形成。通过郡县制，中央政权可以最大限度的集中全国之力，在科技水平、生产水平等等差距不大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谁把人群的力量整合的更好，谁一定就是战争最后的赢家。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也可以看做从秦汉开始，中国一直领先世界两千年的根本原因所在。尽管在后来的两千年中，历代王朝不断的在对中央集权体制进行修改完善，但最核心的东西仍然遵从了秦王朝的设计模式。而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兴衰更替也是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
　　从秦二世而亡开始，西汉王朝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逐渐强大，之后莽新替汉后农民起义战争不断，最终刘秀扫平群雄建立东汉政权。随即东汉政权进入新一轮的兴衰，最后出现黄巾起义，三国鼎立。司马家族政变夺取曹魏政权重新统一建立西晋王朝，继而出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接下来，西晋南迁，南北朝出现。在混乱了三百多年后，北周重臣杨坚又一次统一全国建立隋朝。之后，隋王朝二世而终，李唐王朝建立。百余年后，安史之乱发生，李唐王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出现，最后演变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七十余年后，宋太祖灭群雄建立宋朝，三百年后蒙古大军进入，灭亡南宋。随后建立的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典型的王朝，或者说是第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由于游牧民族天然的扩张性，元朝对外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从元朝灭亡南宋开始，不过八九十年，就被明朝替代。明朝赶走了蒙古族政权，最后又被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灭亡。直到清王朝在一百多年前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中国被迫与世界接轨，王朝兴衰更替自此告一段落。
　　猛然看上去，黄炎培先生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更替周期律确实存在，中国古代王朝在创立之初几乎都显示出一片勃勃生机，但到王朝后期却总是急速衰败。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初，曾梦想着“二世、三世、万万世”，他到死也想不到强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西汉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著名的“文景之治”，更有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谁曾想竟被王莽这个外戚篡权。东汉刘秀开创“光武中兴”，大将陈汤更是喊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音，但依然在黄巾军和地方豪强的打击下烟消云散。李唐王朝在初期出现了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数位英武之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但安禄山十几万兵马就让唐王朝由盛转衰。宋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少有的繁荣的经济文化，但一个“靖康之祸”就让北宋丢了半壁江山。蒙古铁骑纵横亚欧，罕有其敌，打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疆域，但无敌的蒙古铁骑却最终被朱元璋的农民军队打败。大明王朝国力强盛，郑和早于西方近乎百年时间，带领数万人七下西洋，但到了后期政治衰败的一塌糊涂，在农民起义和女真政权的打击下最终消亡。清王朝有长达百余年的“康乾盛世”，但最终竟然被区区几千英国人漂洋过海叩开国门。
　　具体的看，每一个政权的消亡原因各种各样，但实际上，中国古代中原地区中央政权始终面临着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几个问题一直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一、中央集权体制将一国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一国兴亡系于一身。在继任者不明确或者不合格时，这种体制便会给政权带来极高的风险。秦王嬴政在外巡游时暴毙，这本来是一个突发性事件，但借助这一事件，赵高联合秦二世杀扶苏、蒙恬，随后在朝堂指鹿为马，胡作非为，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矛盾，最终葬送了强秦。杨坚开创的隋朝在建国之初强盛无比，但杨广继位之后，不过十几年政权就灭亡了。
　　另外，集权政治体制存在着一种放大作用，当最高权力者英明神武时，整个国家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但如果最高权力者缺乏足够的能力，中央集权体制又会将错误的决策进一步放大，最后形成灾难。另外一方面，人无完人，即便一个人再如何英明神武也不可能不犯错误，而任何一点错误都会被集权体制一级级传导放大，即便在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发酵，从而带来更大的灾难。
　　唐玄宗创造了“开元盛世”，但同样是他在位时发生“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一落千丈。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重文抑武，结果导致军事力量积弱，在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最后灭亡于少数民族政权之手。
　　二、中央集权体制用以维护集权统治的是大大小小的贵族和贵族集团，而这些贵族集团在君主集权带来的强大权力诱惑下，从来都没有熄灭心中“取而代之”的欲望。西汉政权先是被吕后专权，后又出现了“七国之乱”，并最终亡于外戚集团之手；东汉政权被曹魏集团灭亡；曹魏被司马氏取代；西晋有“八王之乱”；东晋政权被大将刘裕夺取；杨坚本身就是北周外戚，李唐又是隋王朝的外戚；李唐王朝曾被武则天改名为周；宋太祖赵匡胤是后周大将；明成祖朱棣打败自己的侄儿登上皇位。清王朝有“三藩之乱”。历数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皇权与贵族之间的争斗几乎从未停止过。
　　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对中原地区的中央政权而言，要消除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要么劳师远征，消耗国力彻底打垮少数民族政权。但因为中原政权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模式的政权，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多为游牧民族，即便打垮少数民族政权后，对中原政权的核心利益没有太大帮助。而游牧民族由于其生产生活方式的流动性，决定了其对地域的扩张欲望要远远强于中原农耕政权。而建立在其生活模式上的打得赢则打，打不赢就跑的战争模式始终也让中原政权疲于应付，无法根本解决这一威胁。两汉对匈奴的战争绵延数百年，虽然打残了匈奴，但并没有给后世扫清游牧民族的威胁，西晋“八王之乱”之后，匈奴、鲜卑、羯、羌、氐“五胡乱华”，最终颠覆了西晋政权。李唐王朝与突厥征战经年，灭了突厥政权，但最终祸乱唐王朝的大大小小的藩镇中，少数民族藩镇不在少数。宋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女真征战不断，最终亡于蒙古族政权。明王朝被女真族的清王朝灭亡。纵观中国古代史，中原政权周边的游牧民族政权虽然不断更迭，但却从未缺失过。中原政权或“和亲”或战争或分化，但由于农耕民族的特性使中原政权难以有效控制周边游牧民族地区，所以导致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旦中原政权有变，游牧民族政权就会趁虚而入。
　　四、真正支撑历代中央集权王朝的是自耕农群体，无论是兵员、财税、人力资源等，最终都是由自耕农群体来提供。但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群体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脆弱的群体，如果中央政权索取过重，该群体会不堪重负；即便中央政权始终轻徭薄赋，但在生物本能的扩张性欲望支配下，无论是原本的贵族集团还是自耕农本身中产生的新贵，都会不遗余力的进行土地兼并与扩张，最终带来的结果仍然是自耕农群体的崩溃与瓦解。而这个时候，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就会发生，中央政权也往往走到了尽头。秦帝国亡于农民起义，西汉王朝被莽新政权夺权后又被农民起义灭亡，东汉王朝被农民起义瓦解，唐王朝被农民起义重创，元朝亡于农民起义，明政权被农民起义瓦解。历代王朝尤其是到后期，几乎总是始终伴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爆发。而历代农民起义“均田地、均贫富”的口号几乎始终是一个不变的主题。
　　以上几点几乎一直贯穿中国古代的王朝历史，在一个王朝覆灭时，这几点原因往往有一点或者几点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自此中国历代王朝进入一个封闭的循环。在王朝建立之初，开国皇帝本身大多是综合素质爆表的人物，加之有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团队，又因为前车之鉴，中央政权往往抑制自身需求轻徭薄赋，同时注重抑制土地兼并，缓和各种矛盾，在这个时候，中央集权体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只要不是穷兵黩武，王朝很快就会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到王朝中后期，多重矛盾逐渐累积爆发，对任何一个矛盾的处理失当，都会被加倍放大，中央政权往往顾此失彼，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却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其实到王朝后期，即便是其开国君主复生，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王朝开国往往是建立在暴力夺取政权的基础上，以往的秩序被推倒重来，战争使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自耕农群体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中央政权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而到中后期，原本被强制压抑的生物扩张性本能逐步爆发，无论是出于对外对内战争的需要，还是承平日久奢侈享受的需要，中央政权往往加大对自耕农群体的索取，即便是中央政权没有加大索取，各级官僚与地方豪强的兼并与扩张也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纵然以上两点都不尖锐，自耕农群体本身也会碰到发展的天花板。因为中国东南为海，西为山，北为草原荒漠，这一特点决定了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域只能是宜于农耕的中原地区。当中原地区人口数量增长到一定数量，新开辟耕地成为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对外的扩张性本能就会内化为内部竞争。而在内部竞争过程中，支撑中央政权的自耕农群体就会在大大小小的贵族倾轧下以及自身分化下逐渐崩溃瓦解，最终王朝根基被破坏，政权也随之消亡。
　　所以说，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群体之上的中国古代王朝，在生产方式没有多大改变的情况下，不可能逃得过兴衰更替周期律。因为任何生物不断扩张自己的生存需求是深埋在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一点能够在短时期内压制，但不可根除。即便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清醒的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内忧外患之下被迫压制这种本能，但环境一旦有所缓和，本能需求就又一次控制人的行为。在自身群体分化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不断扩张自己的权益时，处于弱势的自耕农群体的利益便逐渐被剥夺和损害，最终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单独的或者同其他因素一道，形成又一轮循环。
　　如果清王朝不是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仍旧基本隔绝于外界，那么可以预见，最终清王朝将同以前的王朝结果一样，因为清王朝虽然将中央集权体制发展的登峰造极，而且历任皇帝所受的教育以及综合素质都较高，但其国家的根基仍然是自耕农群体。
　　站在这一点来看，关于历代王朝的兴衰周期律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代王朝始终是在一个被限定的圈子里进行自我循环，再完善的体制、再英明神武的君主，再强大的王朝，最终也会碰到天花板，丧失继续循环下去的动力，最后只有崩溃一途，之后进入下一轮更替。
　　如果我们抛开中国历史的语境，将其放在人类族群发展的视野下，以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模式的华夏族群在秦帝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之后，族群同自然界的矛盾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因为地域的限制，华夏族群内部之间的竞争成为两千多年来的主要矛盾。纵然华夏族群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领先于世界的儒家发展理念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主要矛盾只是因此被缓解和调整，但从未根本解决。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部循环的环境下，战乱、恢复、发展、兴盛、衰落、灭亡的兴衰更替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