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的精神领袖与现实的政治家为印度独立和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础

　　摘要：

　　非暴力运动的领袖赢得政敌的崇敬。
　　在印度实现独立和民主宪政的历程中，最突出的两个政治领袖是甘地和尼赫鲁，他们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印度道路。没有甘地，印度很难逃脱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洪流；而没有尼赫鲁，印度也不会按部就班地迈入民主宪政的轨道。

　　人类历史上很少甘地这样独特的政治领袖，没有一兵一卒，甚至不依靠任何组织，仅凭个人半裸的瘦弱之躯和无法理喻的影响力引导印度走向独立。

　　可以想象，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种姓、种族、部族、语言都异常复杂的国家，如果没有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的控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内战、暴乱之中化为灰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暴力理论化、神圣化并得到大规模运用的一个时代：民族独立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纳粹争夺生存空间和种族屠杀都是亙古未有的。印度能摆脱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的洪流而不致陷入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或者内战，没有甘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8年1月，国大党改选。鲍斯是上届国大党 ，一向坚决主张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其思想中存在强烈的暴力争取独立的倾向。甘地不支持鲍斯而支持席塔玛亚，但结果鲍斯以1580票对1375票当选国大党 。甘地号召少数派退出国大党，结果，工作委员会中除鲍斯的弟弟以外全部辞职。鲍斯希望得到甘地的信任。他说：“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却丧失了印度伟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鲍斯再三请求甘地提供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人选，甘地表示不能介入，且不能保证鲍斯自己提名的人选能获得通过。由于甘地的不合作，鲍斯只得辞职。左派力量遭受这一打击以后一蹶不振。【5】后来鲍斯寻求同德日法西斯合作以争取印度摆脱英国统治也遭到失败。

　　我们不敢想象，如果甘地有机会将他的社会理想全部付诸实现将给印度带来怎样的结局。然而历史却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有甘地式清心寡欲和极端纯粹社会理想的人拥有专制统治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专制统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幸运的是国大党并没有完全接受甘地的方案，而且甘地后来也退出了国大党！更幸运的是，在印度民族独立和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与甘地迥异的更为现实的政治领袖尼赫鲁！





　　正文：

　　1。非暴力运动的领袖赢得政敌的崇敬。
　　在印度实现独立和民主宪政的历程中，最突出的两个政治领袖是甘地和尼赫鲁，他们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印度道路。没有甘地，印度很难逃脱二十世纪的激进主义洪流；而没有尼赫鲁，印度也不会按部就班地迈入民主宪政的轨道。

　　甘地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如此虔诚的信仰即便在印度的政治领袖中也是非常独特的。甘地非暴力思想的重要来源据说是《圣经》（马太福音5：38）中的一段经文：“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另外，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天国在我心中》、英国政论家罗金斯的《献给后来者》，以及美国作家索罗的《论非暴力抵抗的使命》都对甘地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

　　非暴力运动除了运动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以外，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甘地赢得他的敌人或政治对手无以伦比的敬意而不是仇视。甘地最早在南非实践他的非暴力主义，其政治对手是史末资将军。数十年以后，在甘地70寿辰，史末资将军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说：“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也敬仰的人物。”【2】1934年10月，由于印度国大党没有接受甘地的提案，甘地宣布退党。28日，甘地进入会场辞别，全场8万人一致肃立，向甘地致敬。大会当场通过决议：“本会一致信任敬爱的甘地领导，且曾殷切期望他能改变其退党决定。但全党的努力未改变圣雄的决心，本会迫不得已接受圣雄的退党要求，并对其所作的卓越贡献深致敬佩。且对其保证在必要时为党贡献卓见，又感满意。”【3】

　　人类历史上很少甘地这样独特的政治领袖，没有一兵一卒，甚至不依靠任何组织，仅凭个人半裸的瘦弱之躯和无法理喻的影响力引导印度走向独立。

　　2。具有神奇力量的非暴力领袖甘地。

　　在印度，独立也意味着点燃暴力冲突的火药库。为了对付如箭在弦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蒙巴顿在旁遮普建立一支由55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对于更加狂暴的加尔各答，蒙巴顿请求甘地去控制。印度独立刚满半月，旁遮普省的12个县已在血泊与火海中挣扎了2周，倒是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因为甘地的坐镇一直没有爆炸。甘地创造的奇迹引起世界的瞩目。《伦敦时报》这样评说：“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蒙巴顿从新德里致函甘地，盛赞他的功德无量：“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55000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一人，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

　　最为壮观的是甘地经常一个人遏制所有政党及整个国家的暴力或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加尔各答最终失去控制、发生暴力冲突。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死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1947年9月1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此时甘地已78岁高龄，最近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们斗争的信号。整个印度虽然85％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制，纵火、杀人、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2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3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中午时分，27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年9月4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73小时的绝食斗争。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甘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戛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印度独立后还有两大问题困扰甘地，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绝食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因为绝食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久，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医生力劝甘地停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导，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国大党 紧急动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席卷全球。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4】

　　3。甘地的非暴力运动使印度免于激进暴力的狂飙。

　　可以想象，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种姓、种族、部族、语言都异常复杂的国家，如果没有甘地及其非暴力主义的控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内战、暴乱之中化为灰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整个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暴力理论化、神圣化并得到大规模运用的一个时代：民族独立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纳粹争夺生存空间和种族屠杀都是亙古未有的。印度能摆脱激进主义、理想主义的洪流而不致陷入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或者内战，没有甘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8年1月，国大党改选。鲍斯是上届国大党 ，一向坚决主张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后来的发展也表明其思想中存在强烈的暴力争取独立的倾向。甘地不支持鲍斯而支持席塔玛亚，但结果鲍斯以1580票对1375票当选国大党 。甘地号召少数派退出国大党，结果，工作委员会中除鲍斯的弟弟以外全部辞职。鲍斯希望得到甘地的信任。他说：“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却丧失了印度伟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鲍斯再三请求甘地提供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人选，甘地表示不能介入，且不能保证鲍斯自己提名的人选能获得通过。由于甘地的不合作，鲍斯只得辞职。左派力量遭受这一打击以后一蹶不振。【5】后来鲍斯寻求同德日法西斯合作以争取印度摆脱英国统治也遭到失败。【6】

　　4。并非理智的非暴力运动领袖甘地。

　　虽然非暴力主义是解决世间各类纠纷的理智选择，但倡导非暴力主义的甘地却远不是一个根据理智进行抉择的政治领袖。无论对于敌人还是他的追随者，甘地永远是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主义者。甘地壮年开始禁欲，与妻子保持着纯粹的兄妹关系。他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归自然，回到传统的古朴宁静的小农社会，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与政教分开，实现世俗化社会的时代大趋势背道而驰，甘地将宗教因素引入政治。甘地不仅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经常使用宗教术语，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而且直接运用绝食、祈祷等宗教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且经常引用宗教词汇，一再提起上帝、罗摩等，强调运动在宗教方面的意义，从而使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复兴主义的性质。甘地作事往往凭借神秘的“内心声音”，而很少诉诸理性。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不仅凭内心声音决定发动斗争的方式，而且凭内心声音以各种荒诞的理由随意中止运动，他的同事往往感到困惑和不解。【7】

　　5。甘地身上的专制影子。

　　事实上，甘地身上有加尔文宗教专制主义的影子。甘地的权威就是建立在他的非凡的个人魅力上面的。由于这种权威并非来源于民主政治中的某种制度安排，甘地的个人魅力型权威就凌驾于任何民主政治建构之上，从而使他的权威表现出某种专制的特征。对此，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曾这样评论道：“对真理的召唤，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人民的精神之上；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在发挥作用；它使每个人用同样的声音讲话 ；做同样的姿势。”“实践……使我与其说是害怕邪恶本身，毋宁说是害怕创造善业的专横尝试。我完全厌恶严格的警察制度，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道德的。”甘地本人也承认：“如同别人所说，我身上存有一丝残酷，例如人们强迫他们自己去做取悦于我的事情。……甚至郭克雷曾经常告诉我，我是那样严厉，以至人们害怕我；由于害怕我或试图取悦于我而允许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志……”【8】

　　我们不敢想象，如果甘地有机会将他的社会理想全部付诸实现将给印度带来怎样的结局。然而历史却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有甘地式清心寡欲和极端纯粹社会理想的人拥有专制统治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专制统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幸运的是国大党并没有完全接受甘地的方案，而且甘地后来也退出了国大党！更幸运的是，在印度民族独立和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与甘地迥异的更为现实的政治领袖尼赫鲁！

　　6。具有现代精神、理智的政治领袖尼赫鲁。

　　尼赫鲁与甘地之间有着亲如父子的关系。尽管尼赫鲁追随甘地，但并不迷信甘地。与甘地不同，尼赫鲁认为非暴力运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而甘地认为目的与手段不能分开，非暴力主义本身就是真理和目的。与甘地相反，尼赫鲁富于理性，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认为这是印度落后停滞、四分五裂、遭受外国殖民统治的罪魁祸首。尼赫鲁重视政治自由和物质福利，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加强政党和国家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现代政党的建立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以便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去改造政治和经济机构。因此，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始终以国大党为阵地，维护国大党的团结与统一，主张夺取国家政权，强化国家权力，甚至不惜以分治为代价接过政府权力。在尼赫鲁看来，应首先注重社会制度的改造，而不是抽象的人性。在他看来，罗斯福和希特勒决不能划等号，他们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制度—民主制度和 制度。可以看出，尼赫鲁对民主、自由、政党、国家独立和社会发展等问题的看法更符合时代的要求。事实上，也正是尼赫鲁带领独立后的印度坚定地走在民主宪政的轨道上，成为整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1】王尚清：《关于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新认识》，载《雁北师院学报》（文科版），1996年第5期（总第39期）。

　　【2】徐有珍：《甘地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83页。

　　【3】徐有珍：《甘地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31页。

　　【4】徐有珍：《甘地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307——325页。

　　【5】徐有珍：《甘地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245——247页。

　　【6】《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鲍斯”词条。

　　【7】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在印度民族民主运动目标和方法问题上的分歧》，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9月第17卷第3期。

　　【8】王立新：《甘地 ：印度民主政治的反对者，还是塑造者？》，载《史学集刊》2003年1月第1期。




　　（节选自《列国宪政经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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