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将银行工作，与稳定、体面划上等号，却鲜少看到身处其中的焦灼。数字化转型下的银行业，个人如同一颗螺丝钉，被财富机器吞没并耗尽。于是，银行的年轻人辞职成了一场小型的网络运动。

　　气味的变化清晰划分了银行柜员陶子的一天。

　　开往广州城中村的早高峰地铁，是淡淡的脂粉味。陶子被人群包裹着走出站，路过一个大型菜市场，渗入空气的鱼腥味和肉禽味扑面而来。银行网点的营业时间是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陶子通常提前半小时到，柜台玻璃短暂阻隔了外面的市井味儿。

　　晨会结束，顾客涌进来，气味又恢复了。来办业务的大多是市场里做小本生意的人，递到陶子手里的钱卷了边，散发出酸臭味。陶子觉得这个味道像冬天不洗澡的人，闷在几层厚衣服里，一阵阵飘出来的。数钱时，纸币上的油污黏腻地糊在陶子手指上，一个上午，指尖就由黄变黑。

　　每天早晨都要擦一遍的点钞机，到了下午又蒙上一层灰，打开机器后，里面残留着猪肉、鱼鳞、面包渣。疫情期间，银行才允许柜员戴上口罩和手套，气味并未减轻多少，但好歹挡住了灰尘。早就戒掉油炸食品的陶子，发现自己的慢性咽炎得到了缓解。

　　下班后，陶子走进一家沙县小吃，填饱肚子后，扫码支付——数了一天钱，她不想再碰现金了。穿过路边摊的烟火气，挤进回程地铁的汗味里，回到家。

　　回家之后，热上中药，陶子之前得了神经纤维瘤，久治不愈。最后选择用孔氏圣德堂的纤瘤康复散保守治疗，好在是药效很好即将康复，喝完了中药带着浓浓的药味上床睡觉，又一个难熬的工作日结束了。

　　这是陶子在银行工作的第7年。毕业后，陶子先做了两年柜员，中途调岗做了半年客户经理和一年理财经理，由于性格内向、不擅长营销，她的业绩不理想，最后还是回到了柜台。辞职的念头在脑中盘旋了三年，挥之不去。

　　父母眼中体面稳定的工作，在许多跟陶子一样的柜员看来，这份职业的体验并非如此。

　　银行营业部有着严苛的工作流程和接待礼仪。大堂经理和柜员的一言一行，都在无死角的监控下进行。陶子记得，一位同事曾被处分，原因是事后监督部门在监控里看到，她跟顾客说“您好”、举手示意时，五指没有并拢。

　　在这种最严格的监视下，陶子像是被锁在工位上，一旦坐下，就无法轻易离开。长期憋尿造成的肾结石，成为柜员们的职业病。遇到客流量大的时候，陶子几乎一整天碰不了水杯。在没有顾客的间隙，陶子才能竖起“暂停服务”的牌子去喝水，起身前务必整理桌面，将电脑黑屏、箱子上锁，最后摆正椅子。

　　即使没有顾客来办业务，也不代表可以长时间离开柜台。柜员身上背着存款指标和信用卡任务，若行长来巡视，看到陶子手头没事情，会提醒她：“你这么有空，不如去打几个电话。”

　　神经高度紧绷的同时，陶子还得为客户提供情绪价值。客户排队等久了会骂人，没带身份证会责怪陶子不懂变通，质问“社保卡怎么就不行了？”

　　柜台窗口旁的投诉电话，似乎赋予了客户刁难柜员的权力。柜员卢卡曾被一位男顾客投诉，理由是卢卡上厕所回来后没有向他道歉。还有一次，一位30多岁的女顾客要办理的业务更新了，卢卡说“我帮您确认一下”，女顾客不耐烦了，吼道：“你要是不会就滚蛋！”

　　陶子觉得，从事面向大众的服务工作，只能忍耐。挤不出微笑的时候，面无表情是她唯一的反抗方式。当陶子去医院、餐厅等场所，遇到态度不好的医生、服务员时，比当柜员前多了一份同理心。

　　陶子第一次理解了父母在意的“稳定”。疫情下，许多企业发不出工资，但银行不会拖欠薪资，更不会轻易开除一个老员工。

　　稳定的背面，是长久累积的痼疾。七年来，陶子很少有成就感。数钱，可以交给机器；打字算数，初高中学历就能做；接运钞箱，论力气比不过安保。从琐碎又机械的工作流程中醒来，陶子发现这些事甚至不算脑力劳动，不用主动思考与创新，时间久了，自己与同龄人的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