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在每一个社会衰亡之前，总会出现那么一个明智的思想者阶层 思想者，仅此而已。而他们受到怎样的嘲笑啊！受到怎样的戏弄啊！他们能得到害群之马的外号。因为这些人是香味过分幽雅的早开的花朵，所以他们就落到了刈草机的刀口下。这样的人正好是刈草机收割的对象。”
　　近年来，“公知”在当今中国的话语体系里已悄然成了一个贬义词。其实，公知被污名化，在当代中国是件很“正常”的事，没有被污名化反倒显得有点怪异，与这个时代这片土地格格不入。

　　公知的源起与异化

　　“公共知识分子”，是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推出的一个概念，不同于西方社会的“PublicIntellectual”。该活动称其评价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而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里，“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 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人。此文结论是：“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2012年9月，《人民日报》评论指出：公共知识分子是“尤其是一些实名、知名、著名的微博‘大V’们，因其‘粉丝’众多，几句话就可能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基本言论价值立场就是反对，唱反调，而不论是非曲直。基本价值结论最终都是政府‘失德、无信、作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不分个别和一般。基本言论载体就是故意捏造、剪辑一些所谓的历史阴暗面、领袖人物丑闻，而不辨真假。如此貌似为公共、公众呐喊，实则煽动、鼓惑，惟恐天下不乱。”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公知”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公家御用知识分子”：新华社说公知造谣，造谣的当然是知识人，文盲肯定不会写文章说假话的，五六十年来，甚至七八十年来，多少知识分子帮人家造谣，说什么蒋介石不抗日，什么亩产万斤，什么刘少奇是叛徒汉奸，什么邓是右倾翻案风，翻开新华社的历史，就是公知们在上面造谣的历史，就是一部谎言史。

　　“公知”被污名化的原因
　　一个没有底线伦理共识的社会，公知被污名化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公知们自己还有那么多问题呢——尤其在崇高被成功地解构之后，全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观念：只有堕落才是符合“人性”的，一切向上的高贵追求都是虚伪的、做作的、令人厌恶的，做一个为真理、为知识、为正义的求知者是让人怀疑的。
　　曾几何时，“主流价值观”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有害而无益，如“文革”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有，则是“工农阶级”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如“文革”时期的骂语“臭老九”。
　　公民常识的匮乏可能是公知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比如，冉云飞、刘瑜和慕容雪村都提到过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自己不关心公共事务倒也罢了，他们还要鄙视、嘲笑别人关心公共事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公民常识匮乏的一种表现，他们或者不认为存在什么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公共事务是低级的，不值得关注。他们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鄙视的那些人所维护的公共利益中也有他们那一份。而这样的人，多如牛毛。
　　一方面，有些公共议论稍微需要些深入的专业知识，那些视专业和知识为草芥的人们，一旦发现专家们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不管这种意见是否符合该专业的知识良知与知识事实，都会被他们无情抛弃，并且随之贴上“公知”的标签；另一方面，公知们的跨界胡说也常常给他们自己惹来麻烦——有时候很难讲是不是胡说，比如有些读者喜欢——说好听了是事事严肃认真对待。
　　另外，通过观察不难看出，被冠以“公知”的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则是非自由派或草根大众。如果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我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你只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

　　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是否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要生活在象牙塔和书斋里？不然，知识分子都有“忍不住的关怀”。因此，“公知”必定会存在。
　　事实上，“公知”也必须存在。无论公知们如何相互攻击和谩骂，永远比没有“公知”强。因为一个没有“公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已经令所有人绝望的社会：连知识分子都不再有对社会的大关怀，或者说是压制自己的这种关怀，这个社会就一定心脉已断。
　　在今天的中国，“公知”并不完美，但社会非常需要公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是越界的人。他们虽然未必个个都算得上是苏格拉底说的那种社会的“牛虻”，但都能算是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那种爱多嘴、管闲事的kibitzers，在罗蒂看来，这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
　　社会需要公知，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世界中拒绝像许多其他人那样仅仅满足于当一个被动存在的客体，他要成为一个积极求变的主体。他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应该有怎样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并且试图影响别人，与他一起去实现这些变化的目标。

　　中国需要怎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担负着与学院里的专业学术者不同的职能，不能用后者来排斥前者，也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公知的作用不能只用某种专门的“学问”来衡量，而是必须放到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来考虑。
　　公共知识分子，应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没有正义感、公共精神等价值属性的“码字工”，根本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根据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说法，知识分子应是超越本阶级的局限，“自由地漂浮”于各阶级之外，并以知识为依托，保持对历史和社会清醒的分析和判断的“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波兹纳或其他研究者所说的那种有专业造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正直、勇敢、富有正义感的“公民”，独立公民，自由公民。
　　美国平民思想者托马斯·潘恩担当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民角色。他是一个鞋匠，虽然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册子，美国人仍然称他是“公民潘恩”，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潘恩”。他所撰写的《人的权利》、《理性时代》、《常识》都是一个自由人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也无需用知识分子或知识产品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目前的公知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媒体人士。这类人士通常都读过不少历史，也见过很多世面。第二类是文史哲和法学学者出生的公知。这些人士在某些领域的钻研超过第一类人士。第三类是基于社会科学的公知。也就是说，这一类人首先是好的社会科学家，做出过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然后才是公知。一个直觉的判断是，中国目前的公知主要是前两类。而中国目前最缺的公知是第三类公知，即，基于好的社会科学的公知。
　　如果我们希望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每一个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都应该试图把自己的知识传播到公共领域，并且试图影响社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进程。毕竟，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福利。
　　同时，理念不同的“公知”们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相互攻击的水平上，他们的讨论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证据和理论的支持，而不能仅仅因为立场。甚至，尽管大方向肯定重要，公知也不能停留在提出社会应该有的大方向的水平上。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不能光靠“把握大方向”解决，因为即便大方向是对的，也不能保证善治和良政的出现和稳定。正确的大方向只是善治和良政在中国扎根成长的必要而并非是充分条件。善治和良政的扎根成长需要的是具体的制度体系的支撑。
　　对此，阿马蒂亚·森曾言，“当我们对如何实现绝对正义争论不休的时候，可以把这种话题先放在一边，先关注身边明显的非正义。”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总是认为，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作者谷越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