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盛行一种谬论：“如果经济年年增长，那么该社会的执政党便是正义的、有执政的合理性的，而该社会其余的不足之处也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成为次要矛盾。”这便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于一切论”。我却不能理解。
　　从伦理上说，难道中国人仅仅是逐利之夫？那儒家的数千年教化便算一无所得了，“仁政”可改为“钱政”。“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更可以举一明例，韩国七八十年代执政的朴正熙、全斗焕实行专制、独裁统治，韩国人民没有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监狱里政治犯人满为患，工人劳动条件恶劣。而这一时期韩国经济却迅猛发展，奠定了日后成为经济上“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基础。可是韩国人民并不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对专制政府感恩戴德，不承认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一刻也没有放弃过与专制者的斗争，冒着入狱、流血、死亡的威胁一次次向政府示威游行，最终在小康的基础上实现了民主，并且在九十年代把全斗焕、卢泰愚两位犯法的总统送上了审判席。韩国思维与中国思维的不同之处，便是韩国人认为“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因此，触犯了法律的总统不管其对国家发展贡献多大，照样应当绳之以法，而中国人却认为“功过可以相抵”，只要功大于过，过就是不起眼的，可以原谅的，于是人就可以凌驾与法律之上，特别是伟人。两国的民族精神之文明与野蛮，人种的高贵与低劣，仅仅从这点便可知：韩国人是“不自由，毋宁死，发不发财无所谓”，而中国人却是“不发财，毋宁死，自不自由无所谓”。
　　而我更心存疑惑：难道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以牺牲民主、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吗？中国人最痛恨的便是发“国难财”的家伙，因为那种人趁着国家动乱而趁乱捞个人私利，可谓是罪大恶极，但是我认为最可恶的，却是发“子孙难财”的家伙，因为这些家伙仅仅因为眼前的一点经济发展，就把人至关重要的教育权、自由权、选举权全都交到了对经济发展暂时有功的专制者手中，他们岂知等到下一代人在畸型的教育和文化环境中熏陶得满口“喳喳”（清朝奴才们对主子表示服从的话）时，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此刻的经济发展只是杀鸡取卵，就像靠吃春药来维持男人的尊严一样，迟早有一天会造成人种的倒退和经济的大地震。举个例子，正好比现在长江上游、黄河上游的贫民靠砍伐树木来致富或谋生一样，钱是有了，可是却把灾难留给了子孙后代，而只谈经济发展却对专制妥协者，岂不正像那些为了一己短期之利却破坏长期生态的愚民一样？他们在数钞票时却造成了后代的愚昧、奴性、堕落与苦难，造成了人的毁灭和奴的兴盛，毁掉了人才，国家以后还能靠什么发展？目前短期的经济发展，难道不是建立在发“国难财”“子孙难财”上吗？又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
　　倘若从经济决定论论者的立场看，从经济发展的客观成绩导出执政合理的结论照样荒谬。先打个比方——某国总人口数在增加，就能代表该执政党和平治国、爱民如子吗？非也。且不说诸多人口增长率为负数的西方强国，仅说一些饿脬遍野的非洲国家，人口年年高速增长，甚至一些国家在实施暴政大量屠杀民众、经济年年退步的国情下，人口增长率也是年年高升。韩非子《五蠹》所言“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可见在某些时候，征一个铜板的税未必算轻，杀头的刑罚未必算重，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被列强轰开时，中国政府在战前和战后的经济一样是“年年增长”，有“洋务运动”等富国强兵的运动为证；国民政府执政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也就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的经济照样是“年年在发展”，国民政府改两为元，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年增长率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长——可是人民为何最终遗弃了这两个可以“促使国民经济年年增长”的政权呢？
　　可见社会经济虽然发展，不能代表执政合理。症结在哪呢？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连贯性。甚至在“政府采取拖延经济发展的施政方针”时，经济在总体上仍有可能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政权对于社会经济是促进还是拖延，不能以经济是否发展为标志，而要看经济能否达到“其潜力所能达到的发展速度”。正如向天空射箭，不能看箭仍然上升，就断定箭一定不断上升，要知道箭的向上之速度在空气的磨擦与重力的束缚下已慢了，快下落了，此刻的上升只是下落的前奏。
　　更多人被“促进”二字欺骗。清政府执政时大体经济年年发展，是得益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另一种更有活力的新生产方式”造成的，并非清政府坚持的“封建生产方式”所造成，该政府之方针不仅不促进新生产力发展，反而阻碍新生产力发展，而经济在其阻碍下却照样顽强发展，只是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损失罢了，我们岂能把新生产方式带来的经济发展之功归于那个推行束缚新生产力之政的旧政权？
　　我们看到的经济发展速度，往往是被政权阻碍之下应有的速度打了折扣后的速度。当然这种阻碍在一定程度之下是可原谅的，时局所限是一些，人为不可免的认识错误是一些，但是当一个政权奉行的经济战略对新生产力的束缚超过了可以原谅的限度，新生产力本身便要求冲破政权束缚，此新生产力的代表阶层便要求重组政府——这便是革命根源的动力。
　　我（政权）站在马路上推动一辆原速度极慢的列车（经济），列车在我的推动下加速运动起来（政权与经济的蜜月期），而列车越走越快（政权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我跑得越来越快但力不从心（政权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减弱，但暂时还能提供动力），最终列车速度等于我的最快速度（政权推动作用达到极致），但是列车还是在加快（经济加速是由于另一动力的作用即新生产力而并非来源于我），我最终无法企及列车速度而只能让它拖着我前进，但两者的总体速度还是在加快（政权对经济发生阻碍作用，虽然两者总体上还是以更快速度前进），最终列车把我丢下独自前进（政权最终无法阻碍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革命爆发，新政权成立）。
　　健康的社会，是政府推动人民前进，毕竟政府组成人员属于人民中的高素质成员，而革命爆发前夕的社会，是人民推动着政府前进，这个时候虽然两者一起进步，一起发展，但是政府已经成为人民前进的绊脚石。这便是历史进步的真相。遗老遗少们也只能喟叹“一个王朝的背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