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说作家受中国内地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清醒地认识到，台湾人民身上也具有中国 “国民性” 中的许多弱点，这是长期受本民族与异民族统治者专制统治毒害的结果，因而只有坚持反封建，才能有效地改造 “国民性” 中的痼疾，造成理想的人性。他们对日据时期台湾人 “好赌”、 “浪费”、 “吸毒”、 “贪婪” 等恶劣民性，愚昧的宗教迷信和相信 “风水” 等陋习，在小说中进行了揭示与抨击，写出了诸如 《神秘的自制岛》 （无知）、 《白色的山脉》（龙瑛宗）、《岛都》（朱点人）、《合家平安》（吕赫若）、《保正伯》 （蔡愁洞）、《失踪》（陈瑞荣）、《姊妹》 （赖贤颖）、《补运》 （蔡德音）、《移溪》（杨守愚）、《大妗婆》（邱福） 等名篇。在殖民统治的环境下，台湾小说家们对丑陋的民性风习、愚昧的宗教迷信的揭露，乃是中国内地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主义作家对“国民性” 中的劣根性的展现和批判的新文学“血脉” 的一部分，是其启蒙民众追求科学与理性，“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与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马克思语）的一种文艺方式。至于该时期揭批日本殖民者专横的警政制度和严重的民族歧视的台湾小说，更是中国内地反对帝国主义文学的“血脉”的延伸与继续。
　　日据时期的台湾小说，固然有其深刻的认识当时台湾社会生活的意义，产生激励台湾民间人民反 “同化”、亲 “原乡” （祖国） 的教育人民的作用，同时也以其艺术上的不同凡响，使它们能够葆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如龙瑛宗的小说 《一个女人的记录》以类似年表的方式建构了一个女人从一岁到五十四岁的生命史。小说运用年岁来区隔段落与事件，如同电影的 “蒙太奇” 手法，借主人公不同年岁的遭际来进行故事场景的转换，这在当时来说是艺术创新。赖和的 《不如意的过年》相当熟练地运用了讽刺手法，细腻刻划了警察的贪婪，艺术地抨击了日警欺压善良百姓的恶行。吴浊流的 《亚细亚的孤儿》展现了日本殖民统治后期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嬗变史。昭示了当时台湾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动态，以及他们身心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震荡与裂变，真实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所带有的某种历史共性，其在艺术上的独创更给了后来的台湾作家以深刻影响。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 “骨肉”、“血脉” 在台湾小说的 “经络” ———艺术性中得到了自然的表现。
　　该时期的台湾小说就成了台湾人民反抗殖民暴政、追求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当前，台湾地区“文学台独” 的恶声甚嚣尘上，有人断章取义的利用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妄图割断台湾文学与中国内地文学的密切关系，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研究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自能产生澄清是非，揭露历史真相的良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