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思想界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当我们去创造中华民族又一段辉煌的时候，思想界是否准备好了；在充满豪情的厉兵秣马声中，是否还缺少些什么，还有某些隐忧呢？回答是肯定的。
　　 笔者认为，中国思想界最缺少、最让人不安之处在于，群体性内在的创新冲动与激情严重不足，以及创新创造价值趋向的低品位。具体表现在，继承有余创新不足，谨慎有余探索不足，求同有余求异不足，实用性有余基础性不足。
　　 特别是实用性与基础性创新的关系问题，是东方民族长期以来处理不好的一道难题。由于急功近利和利益的诱惑与驱使，我们民族的社会大众的价值趋向，长期以来被扭曲了。重功利重实用轻基础轻纯理论，已成为一种时尚；当实用与基础、功利与纯理论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的天平几乎总是向前者屈服与倾斜。由此造成人们对实用性功利性的过分青睐，与对基础性纯理论的蔑视，前者门庭若市后者门可罗雀，也就不奇怪了。
　　 实用性创新创造虽然不可或缺，但其级次和品位较低；基础性创新创造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其级次和品位最高。一个民族的思想高度是由其基础性，而不是由其实用性创新达到的。前者与后者的差别，就是牛顿、爱因斯坦与瓦特和爱迪生的差别。必须指出，一个没有基础理论积累积淀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高度也不会有大出息的民族，是一个必然在别人后面爬行的民族；也是一个没有根系的民族，即使取得一时的繁荣，也绝不能持久持续。这是因为，基础性与实用性相比较，前者具有持久性全方位性，后者则具有暂时性局部性；前者发挥作用是裂变式扩散式的一对多，后者发挥作用则是点位式的一对一。对此，我们只要想一想牛顿力学催生了十七、十八世纪的科学革命，相对论量子论催生了二十世纪的科学革命就足够了。唯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可以带来爆发式跨越式的大发展，否则，永远只能追赶别人而不能为别人所追赶。
　　 思想界学界治学形式即学风上的缺陷与隐忧，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热衷于因袭复制模仿，而不热衷于创新创造；热衷于玩一些形式上的花架子，而不热衷于内容内质的发现与探索。远观嘶声起伏、尘土飞扬，好一派繁忙兴旺之象，近看则偌大一片赛场美骏成群，居然全是别人的货色，自己连一只小驹也没有。再仔细看一看，我们的学者学人所忙忙碌碌者，原来只不过乐此不疲地在泛黄的书堆里寻章摘句，阐释转述考证考据，一句话，在复制贩卖别人的货色。这样的角色，与沸声扰攘的农市上，以获取一点小小的差价为满足的二倒贩子，有什么两样！学界近来流行起来的所谓“CAJ CD”规则，列举了那样一大堆繁文缛节，往死里逼着人们去做这种寻章摘句的工作，这无疑是在想着法儿把学人学子往故纸堆里引。在我们看来，一篇论文最不可少者为“新深真”，新为创新，深为深刻，真为科学，除此以外，那些形式上的花架子统统去掉也无妨。而如果失去内容“新深真”的灵魂，便是一具坚硬而冰冷的僵尸，即使为其穿戴满身耀眼的绫罗珠宝，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历来不缺八股派、八股风，不过在大力倡导思想创新的今天，此类新八股能够出笼，并且风头很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确让人吃惊。
　　 思想创新创造者，我们称之为思想造山者生产者，思想因袭复制贩卖者，则称为思想掏山者消费者。综观人类历史，每一思想巨人出现即高山峻岭隆起，无一例外地为掏山者营生创造了存境与可能。虽然掏山亦不可或缺，但必须清醒地看到，他们只是思想领域的消费者寄生者。每有高山隆起，他们则欢呼雀跃，“咱们有饭吃了！”然而仅以凿穴掏洞为业，是不会有大出息的，小为蛇鼠，中为獾兔，大者不过狐狸而已。
　　 在追问上述问题的成因或根源的时候，不能不指出，其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文化传统中存有某些缺陷性。中华文明从5000年至2000年前，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之久，其生命力之旺盛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在我们浩荡的文化脉流下面，也有某些缺憾潜存着，特别是汉罢百家尊儒术以后，就更突出了。主要表现在重实用轻基础，重综合轻分析，重人人关系轻人物关系。表现在思想学术层面则是以儒学为代表的道德哲学的繁荣，与以老庄荀墨先秦诸子所经营的自然哲学传统的急遽衰落。在谈到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欧洲的时候，学界可列出一串串沉甸甸的理由。但笔者认为，中国缺少以至中断了自然哲学传统，无疑是一条最重要的理由。自然哲学的优势在重思辩理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恰恰是现代自然科学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自然哲学传统的中断，不可能建造以现代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大厦，也不可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在追问中国何以迟迟没有诺贝尔的时候，这至少也是一条并不轻松的理由。遗弃思辩理性，等于撤掉通往思想最高峰哲学圣殿的云梯，不能产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海德格尔萨特这样的哲学巨人，就是必然的。
　　 思想兴则民族兴，思想衰落则民族衰落。曾经领先世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何以后来会急遽地衰落了呢？尽管史学界对此智者见智仁见仁，但在我们看来，思想的衰落无疑为这一过程开了先河。尽管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定，到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是领先的，但实际上，中华民族的衰落过程在这以前很早就开始了。笔者认为，思想衰落始于汉，政治衰落始于唐，科学技术衰落始于宋元；至清末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到达裂土亡国甚至面临灭种之灾的险境，则是上述衰落的合成。欧洲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同样是自思想衰落开始，以思想衰落为特征——神权高于君权，哲学成为神学的奴婢。自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创新运动，正是它所创造积累的思想成果，引发了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造就现代欧美社会的繁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必自思想复兴始。这是一项空前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协力来做。不过，作为铸就民族灵魂传承民族传统，引领民族文化前进的思想界，则肩负着首要而特殊的重任。为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克服重实用轻基础的缺陷性，强化全民族全社会崇尚思辩理性，崇尚思想创造高品位的价值趋向。如果中华民族能像德意志民族那样对思辩理性一往情深，那样地具有纯理论创新的强烈冲动与激情，那样地趋求思想创造的高品位，那样地使全社会集体无意识深层充满思辩理性的深厚积淀与巨大张力；那么，我们民族思想复兴摩天大楼的根基就异样地稳固了。必须刻不容缓地加强纯理论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哲学和数学的研究。哲学为一切科学之母，为科学的科学，工具的工具；数学则为一切自然科学之母，为自然科学的科学，工具的工具。哲学上的重大突破将带来全方位的思想革命，而数学上的重大突破则将带来自然科学全方位的革命。如果全社会不是冷落哲学数学，而是酷爱哲学数学，如果全民族哲学数学素养达到较高层次，那么，民族思想复兴的根基就牢固了。必须刻不容缓地扬弃陈旧的育人理念。这种育人观过分重视养知而轻视养能，重视成博而不重视成深。它所对应的填鸭式教学所培养的“知博”型，易于因袭难于创新，易于守成难于创业；而唯有“能深”型，才利于创新创造。深刻是创新绝对的必要条件，万有引力是对引力认识深刻，相对论是对时空认识深刻，量子论则是对微观认识深刻。知识不能转化为能力，不过是一片死水，不会生就任何活物；知识转变为能力，才成波涛汹涌之势，才有大鲸巨鲨出没。因此，培根那句“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并不正确，应以“能力才是力量”取而代之。
　　 必须刻不容缓地防止基础研究人才流失。基础研究最需要潜心，需要守静，需要超常的非功利，可是在澎湃而起的商潮面前，这块本来就很弱小的绿地圣洲，被剥削侵蚀得很令人担忧了。在种种近功近利的诱惑下，也在生计维艰的压力下，有多少优秀人才忍痛而去。这情形，使多少学人学子望而却步，其后继乏人就在所难免了。必须刻不容缓地改变学界过于因循求同谨慎、窒息创新精神的朽腐陈旧的学风，大力倡导创造求异与探索；不以寻章摘句阐释为荣，而以为人寻摘阐释为荣；不以博学为荣，而以深刻为荣；不以贩卖为荣，而以创造为荣。倘若如此，则思想界的面貌将焕然一新，思想创新创造的春天即为期不远了。
　　 倘若如此，中华民族的思想高地必将隆起再隆起。中华民族又一轮思想创造高潮到来的时候，才可以说，那只长睡不起的东方雄师，真地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