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解文：天下人都说我掌握的“道”博大精深，好像不能用任何具体事物来相比。正因为道博大精深，所以跟任何事物都不像。如果像什么具体事物的话，道早就不博大了，而像其他事物一样作用具体而特定，没有普遍性。我之所以能保持“道”，是因为有三个宝：悲悯，节俭，不争（不敢为先下先）。出于悲悯的挺身而出，才叫“勇敢”；有节俭的习惯，才有东西普助众人；不争名利，所以才能成为人们的领导。如今，人们没有悲悯之心却追求勇敢；没有节俭的习惯却又要广施恩惠；不肯不争，事事要领先于人，结果只能走向灭亡。用悲悯之心来打仗，就能获胜；用来守卫，就不会被攻破。老天若要照顾一个人，就会让他用悲悯之心来自我保护。）

　　（张说）本章说理十分通透。先指出道的高度抽象性，然后指出得道的三个条件。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多数注家认为这段话是错简，即这段话不应该在这里，搞错了。我觉得没有错，虽然与下面的话主题不同，但有联系。“道”即规律，规律的特点是抽象性，是从许多具体事物中提取出来的共性，因此不可能等同于某具体事物。比如老子说“上善若水”，仅选取水的顺势、趋下的特点，“上善”其他特征就跟水毫不相干了。老子时代人们的抽象能力很差，理论精英们都用取象寓意来说理，没人像西方哲人那样进行概念思辨。用具象思维理解其他概念是很容易的，但理解高度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就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具象寓意的思维，很好懂。老子说，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就不好懂了。所以老子强调道“不肖”具体事物，目的是要人们千万不要拘泥于取象。取象的目的是领会意义，若把“道”与取之象等同起来，则谬以千里，走入歧途。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之所以注家们认为前一段是错简，是因为把“持而保之”的“之”理解为“三宝”，觉得上下意思脱节。但如果认为“之”指代“道”，就不脱节了。如果“之”指“三宝”，就是赘文。“我有三宝”已经含有“保有”的意思，没必要重复。就像说“我是厂长，现在也是”，“现在也是”就是多余的。如果“之”指代“道”，则“三宝”就与“道”发生关联，其作用赫然醒目，是“得道”不可或缺之条件。

　　依靠哪三件宝才能保有“道”呢？悲悯，节俭，不争！慈者，体恤弱势也；俭者，节约使用任何资源也；不敢为天下先（不争）者，让民得利也。这三个品格的核心就是一个：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后世关于君子的素质表述（善良，不耻下问，诚信，宽容大度，助人为乐等等），都是老子这个框架的具体化。

　　“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这段比较重要，详细揭示了悲悯、节俭、不争的具体含义。悲悯生出的勇，才是真正的勇，因为“勇”限定在抗恶范畴内，绝非欺凌之“勇”。悲悯之勇，是伸张正义之勇。自己节俭，让省下的资源为他人所用，这是节俭的良好动机。对己节俭，对人同样节俭，那叫小气。“俭故能广”的“广”，应理解为“广施恩惠”。不争名利，才能成为众人的领导，这个道理上一章已经说了。

　　老子把悲悯与勇敢，节俭与助人，不争与受人欢迎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清了。悲悯是指对弱者的同情与保护，不只是怜悯。保护弱者需要勇气；节俭的目的是省下资源助人，否则节俭仅仅是自己的细水长流，没多大意义；不争，不仅不损害他人利益，而且助人得利，所以能受大众欢迎。三者都指向一个社会含义：“我为人人”。换句话说，“我为人人”之心，是得道、合道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那么“勇”就成了欺人的蛮横，“广”就是挥霍无度，“且先”就成了利己主义。

　　这段论述很有意义，要求我们对人的行为的评判，必须与内在动机相结合，才能界定其真正意义。恶霸欺行霸市，某人路见不平，同样是“勇”，意义悬殊。比如，同样是揭示社会黑暗面，有的是善意的批评，有的是恶意的诋毁，表象是差不多的。这段话对的启示是，对行为评判要着眼于整体，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再如方方日记，揭示了武汉疫情初始阶段的惨状与领导不力，虽然有些夸大，却反映了某些事实。这样的揭露行不行？这取决于作者的动机。结合方方作品一贯的主题（她的获奖小说《软埋》是彻底否定土地改革），以及她对疫情中后期情况的故意回避，说明她的动机绝非出于纠弊，而是迫不及待地宣泄对体制的仇恨，这自然应该否定的。这就叫全面看问题。老子说“舍慈且勇……死矣”，我说，“舍善且揭，死矣” 。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里更突出“慈”（悲悯）的重要性。可以说，人性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悲悯之心！有人说，“智慧就是悲悯”，我完全赞同。智慧与聪明，表面很相像，都是以对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但智慧是以不损人为前提的成功，聪明则只管成功，不管是否损人，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慈”。老子认为，“慈、俭、不争”三者中，最重要的是“慈”。“俭”与“不争”的目的都是照顾弱者，为什么照顾弱者？因为有悲悯之心。宋朝有个名医钱乙，六味地黄丸的发明人，母亲早亡，父亲离家出走，他小时候只好跟着姑父行医。姑父发现钱乙一碰到生病的小儿，就不由自主露出极度的痛苦相，好像自己在生病。这就是天生的悲悯之心。姑父慧眼识珠，觉得此儿学儿科一定有成就。果然，钱乙后来成为中医儿科的创始人，就连皇帝家的小儿生病，御医无策，只好巴巴请来不肯当御医的钱乙。人的成就主要靠什么？靠聪明？非也，靠能产生智慧的、把才智引向某一领域的悲悯之心。

　　从广义看，悲悯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佛教提倡“大慈大悲”，儒家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道家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强调的都是“悲悯之心”！这是中国文化整体观的一个产物。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不平等是必然现象，只能缓和，无法消除。而着眼于整体的文化一定强调对弱者的爱护，保护弱者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化三大流派都强调“慈”，原因就在于是整体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中占主导的伦理不是悲悯，而是进取。所谓进取，其本质就是弱肉强食，褒奖强者，鄙视弱者，与“悲悯之心”毫不相干。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是青睐优势人群的发展，到希特勒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要消灭所有非雅利安纯种。所以社会撕裂是这种文化的必然结果，看看今天的美国就清楚了。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西方文化是不可能理解这句话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永远处于不败之地的人，一定怀有悲悯之心”。能否读懂这句话？取决于你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