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六十年代，是台湾“反对运动”的沉寂期，1961年《公论报》事件（注1），1962年苏东启案（注2），1964年彭明敏、谢聪敏、魏朝廷案（注3），都是威权高压之下的典型事例。少数有政治抱负的知识精英，仅能在地方选举中单打独斗，在议会中从事在野的政治批判，无法形成集体性的反对运动（注4）。当局采取更为严厉的高压手段，不仅有政治上的需要，还有其他方面重要原因，这就是台湾的经济此时正处在一个高速成长的关键期。政府在五十年代“强迫性”推行土地改革（注5）获得成功，在政治上尝到了甜头，此时经济转型又是建立在五十年代经济政策成功的基础之上，国民政府在高度忧患意识下，为巩固这最后的基地，一方面血腥镇压反对势力，一方面戒慎恐惧地推动经济发展，“虽然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统治不符西方多元民主的标准，但在台湾‘权威统治’所发动的经济建设，以至社会动员能力，其对人民生活改善之效果，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彭怀恩著《台湾政治变迁四十年》，页120。）。

　　国民党政权以发展经济为立足手段，加紧威权高压统治，有了某种“解释”的可能【 有学者从世界体系的观点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向落后地区扩张时，跨国公司在投资前，自然会考虑“政治风险”，支持能够维持政治稳定的政府是必然的逻辑，无论其为民主的或是独裁的，只要能确保政治安定即为“好的政府”，唯有安定的投资环境，也成为西方国家默许发展中政治体系采用威权统治的原因了。参见彭怀恩著《台湾政治变迁四十年》，页97—98。】。在一个专权年代，经济高速发展与民主政治运动萧条形成鲜明对比，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情。以美国保守派学者亨廷顿的看法，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是“两难的抉择”，威权统治固然限制了参与的管道，但通过集中社会资源，政府采取有效的技术统治，未必不能达到的“现代化”。这种“新权威主义”论调，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被认为是替专制者在辩护。然在事实上，“台湾民主运动是以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成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中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中产阶级的比重开始增加，直接影响到下一阶段的政治发展。至七十年代，这种不寻常的历史内涵开始显山露水，与《自由中国》时代不同，“台籍人士已由配角转成主角，撑起反对国民党的大旗，开启另一波组党运动”【 薛月顺、曾品沧、许瑞浩编注《从戒严到解严——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料汇编（一）》，绪论，页6。】。











　　1970年代，随着台湾社会的变迁，开始出现要求政治变革的力量。再起的反对运动，一般被称之为“党外运动”。所谓“党外”一词，原本是对“非国民党籍”政治人物的泛称。之前的无党籍候选人，多以“无党无派”标榜，鲜少使用“党外”一词。到了黄信介、康宁祥等人崛起，“党外”一词大量使用，成为无党籍政治异见分子共享的政治标识 。

　　“党外运动”泛起，与选举有关（注6），同时也受到国际形势出现一连串不利于台湾的事件之影响，如1970年钓鱼岛事件、1971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中共发表“上海公报”、1979年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危机，“仿佛都在鞭笞台湾知识分子的思考，民间改革的声音，逐渐在岛上的各个角落次第传开，政治上的民主运动，文学上的乡土文学运动，社会上的环保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与女权运动，校园里普遍蔓延的民权运动，那种大规模、大格局的觉醒，在台湾历史上是未曾见证过的”。

　　这一期间，国民党内部权力正在进行转移，蒋经国接班几成定局，提出多项行政改革，推行“本土化”政策，如“吹台青”政策（“吹台青”是台湾民众的戏称，歌星“崔苔菁”之谐音，内含吹捧台籍青年之意，或“会吹牛”的台湾青年。蒋经国逐步接班，为避免省籍对立及认同本土，任行政院长期间，拔擢台湾“青年才俊”，即国民党逐渐培养起来的台籍青年党工。蒋经国组阁的十六名成员中有六位为台籍，政务委员中三人为台籍，李登辉是其中之一。），成为政府甄拔人才的指标性策略，“革新保台”是当时内外宣传的一个基调。“但是蒋经国的改造体制，是为了应付内外变局，而不是要放弃威权体制，他并没有将民主化的重要程序加以制度化，政策里面也缺乏自由化的实质内涵。改革运动中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化主张，包括解严、国会全面改选、开放组党等等，只能沦为舆论话题”，中产阶级对此尤为不满，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待越趋迫切，特别是七十年代加工出口区的设立，使台湾被整编到国际垂直分工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产阶级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才能使竞争实力继续扩张，1978年党外助选团的成立，正是中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的一个延伸。

　　纵观“党外运动”的发展，一直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追求民主化，另一是追求台湾化，这两个方向并不能分割得十分清楚，因此，有台湾学者认为“民主化所隐含的就是走向台湾化 ”【 李筱峰《一百年来台湾政治运动中的国家认同》一文，收录于《台湾近百年史论文集》，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年8月初版，页342。】。在当时，当局把“共产主义”和“台独主张”列为威胁其生存（正当性）的两大来源【 至今还保存在绿岛感训监狱围墙上的标语，其中有这样一条：共产即共惨，台独即台毒。参见薛化元《台独主张的起源与流变》，2010年6月《台湾史研究》第十七卷第二期，页133。】，所有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源于此。自“党外运动”开始以来，其推进特点，一是参与选举，一是创办杂志，尤其政论杂志，占有很重要的份量，“政论杂志是时代的产物，基于政治需要而产生”【 参见曾虚白著《中国新闻史》，台北政大新闻研究所1973年版，页193。】，从这一点看，“党外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奠定期（1961—1973），代表刊物有《文星》杂志、《大学》杂志。《文星》创办于1957年11月，创办人是国民党中委萧同兹之子萧孟能，精神领袖是殷海光，扛起大旗的是李敖。《文星》创刊标榜“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早期编辑有何凡（夏承楹）、林海音（林含英）、小鲁（陈立峰）等人，1961年10月由李敖接办，办刊重心转向思想论战，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攻诘，大力提倡现代化、西化，极力宣扬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引发过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当局保守人士把学术论争视为政治问题，从中加以干涉，1965年12月，被下令停刊一年；一年后申请复刊，未允，销声匿迹二十年【1986年9月，《文星》复刊，由于销路不振，财务不支，出了22期便自动宣布停刊，从此《文星》不再。】。《文星》是六十年代影响台湾青年思想一本重要的杂志，代表了勇于突破传统、向权威挑战的一股潮流，因而被纳入范围之内。







　　《大学》杂志于1968年创刊，原为一本介绍文化、艺术方面的杂志，并无敏感的政论文章。1970年末，杂志社改组，社务委员多达五十多人，网罗了一批学术界、企业界的新生人才。严格说来，

　　《大学》之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从中起到“催生”作用。时值蒋经国接班前夕，需要展现新的领导风格，以安定人心，提高声望，博取年轻人的好感，中央党部先后召开过两次青年人士座谈会，会上有许多年轻人对时局提出批评，当局嘱意办一本青年刊物，被婉谢。但绝大部分与会者却加入了《大学》阵营，并将《大学》改造成了一本政论性刊物。从此《大学》言论尺度大开，倡言政治革新，重点在于对民主改革、法治人权的提倡，要求全面改选“中央民代”，其中包括许信良、张俊宏（当时尚未脱离国民党）撰写的《台湾社会力分析》、杨国枢等十五人联署的《国是铮言》、陈鼓应的《开放学生运动》及《国是九论》等文章。《大学》非指某特定大学，而是取“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意。 《大学》杂志所推动的政治革新运动，最直接受到感染和影响的是当时大学校园内部分青年，一些大学生向《大学》杂志投稿，参与言论阵营。但《大学》杂志的组合，基本上停留在学者论政的层次，经过两次改组后，遭国民党分化而瓦解，部分人员被政府吸纳，部分人员加入在野的反对阵营，与本土竞选公职取向的党外人士相结合，还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则去办《夏潮》。

　　第二阶段为凝聚期（1974—1979），代表刊物主要有《台湾政论》、《八十年代》、《美丽岛》。1975年8月问世的《台湾政论》，是党外人士创办的第一份政论杂志，由黄信介任发行人，康宁祥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发刊词表示：面临一个新的艰难的局面，搭起民间舆论的发言台，期待继《自由中国》、《大学》之后，“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的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创刊号”内容涉及范围较广，有政治、经济、外交、第三世界、社会问题、台湾史及讽刺小品等，呈现出1977年以后党外杂志的风貌，成为党外人士抨击威权体制、影响民众观点、扩大党外人士声名的舆论阵地。《台湾政论》主要负责人，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首次以政论性杂志，结合民意代表、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革者，发表时论，要求自由人权、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发行五期后即遭查禁。《台湾政论》昙花一现，但在立委选举中，康宁祥再度蝉联，即以“党外”名义竞选而获当选。透过选举而逐渐凝聚起来的“党外运动”到了1977年规模顿形庞大，进而发展为全岛性的串联。








　　1979年3月，台湾“行政院”新闻局解除杂志登记禁令，全岛杂志数量有所回升，《八十年代》、《美丽岛》这两本党外重要刊物，即在此间应运而生。1978年美台断交，当局停办了年底的“立委”和“国大”选举，此时“党外运动”先后经历余登发案件、桥头抗争、许信良遭弹劾等事件，虽然冲破当局的一些禁忌，最终还是失去了选举这个战场（当时不知何时恢复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党外人士开始尝试用不同方式来维持运动的能量，陈婉真、吴哲朗等人出任省议员助理或挂名助理，回到省议会创办报导省议会新闻的地下刊物《潮流》，康宁祥、江春男、林浊水、陈忠信、林正杰等人则创办《八十年代》，主要是结合一群大专院校学者以及新闻记者，从事批判性政论，其论政风格与品质，被认为较之《台湾论政》有所提升，发刊词这样写道：“八十年代就在眼前，我们要拨开云雾，迎向前去，以我们的智慧共同來塑造这个新生代……我们深信，这是一个集体參与的时代，是一个群众智慧的时代，不是一个敲锣打鼓、捧拜英雄的时代。在变动的世局中，我们不愿被任意摆布，我们必须争取生存的权利。在不定因素加剧的时节，我们不能因惊慌而退避，我们必须开创安定生存的机会，这种权利和机会不属个人，而是全体国民的。我们必须觉悟到，只有透过參与才能把许多个人对权利和机会的主张，融合成整体的权利和机会的主张”。










　　由此可看出其言论已走向温和批判，排斥群众路线、英雄主义式的运动观，追求应有权利，但又同时顾及安定的生活。1979年6月，黄信介申请创办新刊，从传唱一时的歌曲中找到灵感，刊物取名为《美丽岛》，8月16日正式创刊，发行人黄信介，社长许信良，副社长黄天福、吕秀莲，总经理施明德，总编辑张俊宏，执行编辑陈忠信。《美丽岛》的办刊方向，是有意将杂志当作民主运动來经营，目标就是要推动新生代的政治运动。这两本杂志分别代表“党外运动”的两条路线，《八十年代》被视为是一种温和、理性的论政路线，《美丽岛》则代表一种激烈的群众路线。施明德这样评价过康宁祥与《八十年代》，“康宁祥的胸襟及其视野限制了其在党外运动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康宁祥并不认同《美丽岛》组织化的作法，而坚持走议会路线却摒弃群众路线，仅属传统的书生论政”。

　　党外人士为何在《八十年代》之外另办《美丽岛》杂志，有三点原因：一，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数量剧增，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已非一个杂志所能容纳；二，意欲加速政治改革的推动，部分人士不满康宁祥与《八十年代》温和、妥协的风格；三，《美丽岛》成员包含各类反政府的人士。以美丽岛人士的说法：《美丽岛》并不全然是一份杂志，而是藉此平台成立的“一个没有党名的党”，而聚集在这本刊物下的成员十分复杂，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者、“本省人”与“外省人”、独派与统派、中产阶级与农工阶级、女性主义者与男性沙文主义。这种世代大融合，被称之为“美丽岛政团”，从极左到极右兼容并蓄， 也是客观环境所造成。与《八十年代》不同，《美丽岛》言论尖锐激烈，观点杂陈，满足不同层次读者需求，发行量直线上升，到了第三期，已发行十一万份。同年12月，爆发“高雄事件”，《美丽岛》重要成员几乎无一幸免，先后被逮捕、审判、坐牢，杂志只生存了四个月。

　　1980年，台湾行政院新闻局注册的杂志计两千种，其中一百二十种被列为政论杂志。言论偏向执政党的政论刊物，大约在十多种，言论中立的有三四种【 言论偏向当局的有《黄河》、《疾风》、《龙旗》、《显微镜》、《巨桥》、《台湾时论》、《中国报导》、《政治评论》、《双十园》、《民主平等》、《明镜》、《秋海棠》等杂志，言论中立的如《大时代》、《时论杂志》、《中国论坛》等。参见林清芬《1980年代初期台湾党外政论杂志查禁之探究》，原载2005年3月《国史馆学术集刊》第五期，页262。】，这一数字表明，反对当局的言论者居多，从1975年至1985年十年间，累计出版一千多期党外杂志。党外杂志与反对运动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大部分编辑与作者群，主要从两个系统中伸延出来的，一个是“八十年代”系统，一个是“进步系统”。

　　所谓“八十年代”系统，指的是立法委员康宁祥所经营的刊物，包括《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等，训练出一批以“政论”为目标的骨干；“进步系统”发行人有四位，分别是许荣淑、周清玉、黄天福与林正杰，前三位是“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进步系统”成员，主要来自《美丽岛》社务委员麾下的一批工作人员。“高雄事件”发生后，社务委员坐牢的坐牢，出国的出国，其余人组成进步杂志编辑群，先后出版《进步》、《深耕》、《前进》、《纵横》、《博观》、《在野》、《关怀》等杂志，“他们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虽属一个系统发展出来，却没有相同的模式。但他们基本上带有相当浓厚的运动性，这是他们根本有异于‘八十年代系统’之处，‘八十年代系统’与‘进步系统’所办的杂志，囊括了党外80左右的市场”。

　　当局对党外杂志查处方式一般分为“查扣”、“查禁”、“停刊”三种（查扣与查禁有所不同，查扣是指在尚在印刷厂装订之中，被警总全部没收，一本不留予以销毁；查禁是指发行之后，被下令禁止。主办人最怕查扣，因其经济与政治损失太大，后者则多少可以传播出去一点。），其理由很多，诸如“为匪宣传，散播分离意识”、“违背反共国策，严重混淆视听”、“部分内容不妥”、“部分内容诋毁国家元首”、“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之类。尽管如此，还是挡不住政论刊物的不断出现，虽然有一个具体原因，即在1988年之前，当局严格限制新报纸出现，对周刊或月刊则网开一面。若从“党外运动”整体发展来看，不管有没有这个原因，一旦觉醒之后，就不再是迟到的，“当时以新生代自居的青年，从不同族群、不同的性别、不同的阶级，奋不顾身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无论他们关心的社会议题如何，最后都汇集到党外运动的主流”，并在阶段性的历史条件下做了一次“联合阵线”的尝试。

　　第三阶段为组党期（1980—1986）：七十年代末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是台湾政治的分水岭，虽然是反对运动的宿命，却又是新格局的开始。当年在这一事件中，被关进监狱的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 黄信介、施明德、吕透莲、陈菊、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等人以“叛乱罪”受审，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余者十四年、十二年不等。辩护律师有谢长廷、陈水扁、苏贞昌、张俊雄等十五人。），一夜之间，成为政治上更为年轻的党外新生代。六年后，一个新政党出现，而在未来的政党轮替中，不少人走上了台湾政坛（ 当年“美丽岛事件”八名主要被告中，吕秀莲当选“副总统”、姚嘉文担任“考试院”院长、林义雄为民主党 （2006年宣布退出民进党）、张俊宏为“立法委员”、陈菊担任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高雄市市长；辩护律师中，陈水扁当选“总统”、谢长廷2005年任“行政院长”、苏贞昌2006年任“行政院长”、张俊雄2008年任“行政院长”及民进党秘书长。）。

　　一般会将“美丽岛事件”与“高雄事件”混用，严格说来，有一定区别。对党外人士来说，“美丽岛事件”是一个全新的政治运动，包括“美丽岛政团”、“高雄事件”、“军法大审”等事件在内，构成“党外运动”一次完整的全记录。“美丽岛事件”历史背景，应当追溯到1977年发生的“中坜事件”（注7），党外人士正是受到这一事件模式的鼓励，认为走“群众路线”才是凸显诉求的有效方法，这一思路“不但给予党外人士新的功能，也刺激了执政当局，使其采取新的作为和对策。对于呈现‘美丽岛事件’的发展，1977年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高雄事件”指涉的是1979年12月10日党外人士在高雄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活动中发生的冲突事件。

　　《美丽岛》杂志社成立后，异常活跃，短短数月内，在各县市已开设十三处服务社（计划全岛成立二十个服务处），在海外也有分社。台北市仁爱路三段二十三号（九楼）总部俨然一个“党外党”的中央党部，各地服务处为其分支机构。一时间，各地服务处纷纷举办活动、演讲，民众积极参与，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法，是在“非选举期间”，每次演讲皆以批判国民党为主题，引起当局高度警觉。“高雄事件”发生前，相继发生过中泰宾馆纠纷、吴哲朗坐监惜别会、黄信介寓所、高雄服务处被捣毁、攻击屏东服务处以及鼓山等事件，“当时国民党也很紧张，两边真的是剑拔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