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年，已将五大项目推入国家级层面


　　谭洪沛


　　我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侗家人，身在锦屏文书大“庐山”中，却因工作上给了我太多的机缘和无数的撑持，才使我对锦屏文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走上探索研究其“真面目”的漫漫长路，至今已然在这条路上走过30余年光景。

　　识得文书民欢喜

　　1980年代，我在锦屏县原九寨区高坝乡人民政府工作，因处理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经常接触锦屏文书，并因“发现”锦屏文书中有“简化字”而对其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锦屏文书，原叫“锦屏林业契约文书”，后来有的学者又称为“清水江文书”或“苗侗契约文书”等，主要是指明、清至民国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贵州清水江中下游地区苗族、侗族人民从事混农林业和木材贸易而形成的大量汉文民间契约和交易记录、乡规民约。据保守估计，目前至少尚有40多万份遗存于民间，主要分布和保藏在锦屏、黎平、天柱、剑河、三穗、台江等县农户家中。传统上，苗族、侗族人民将这些世代相传的民间文书视为能够给子孙后代赐以福佑的传家宝物秘不示人，只在调解家族、村寨之间物权纠纷和其它重大场合时启用，至今仍然具有物权法律证据的功能，在苗村侗寨的山林物权纠纷调解中具有一定的作用。
　　因我熟识并喜欢研究锦屏文书，获得广大干部群众的喜爱和信任，哪村哪家珍藏有多少锦屏文书，都喜欢向我透露，也喜欢拿给我看甚至向我“请教”文书中的问题。自1982年以来，我不停地奔走于锦屏县及其毗邻的天柱、剑河、黎平、靖州诸县苗乡侗寨崇山峻岭间。锦屏县有207个行政村，在搜集、研究锦屏文书工作中就走访了180多个，天柱县石洞和高酿、剑河县磻溪和南嘉、黎平县高屯、靖州县三锹等乡镇也走访了20多个行政村，有些行政村如锦屏县的九南、培亮、平鳌、文斗、加池等村则分别到过二、三十次，有时一去就是四、五天，与群众同吃同住。屈指算来，这样下乡下村作锦屏文书调查、搜集和研究，30余年间行程10万多里，仅以经我写收据征集的文书，先后共征集到了“锦屏文书王”和5份“明代锦屏文书”等特色文书共计13728份交到锦屏县档案馆保存，占该馆馆藏锦屏文书的14以上。

　　推介文书受赞誉

　　1992年4月，我从原中共锦屏县九寨区委办公室岗位被选调到锦屏县档案局工作。出于对锦屏文书的喜好，我也把我们本房族的锦屏文书带到县档案局来继续研究，当时我的一个堂兄还很不同意我的这种做法，为此专门写一张字条作特别要求。好在锦屏县档案馆于1980年代也收集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280多份锦屏文书，使我查阅、了解和研究锦屏文书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对锦屏文书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加深，特别是在档案等专业报刊上了解到“徽州文书”后，更觉得我们本地的锦屏文书就是我们贵州的“徽州文书”，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1993年1月，我建议锦屏县档案局领导把馆藏280多份清代锦屏文书作为重点档案向省档案局申报抢救保护项目。此后，锦屏县档案局每年都把锦屏文书作为重点档案向省、州反映并得到经费进行征集和抢救保护。
　　1997年，我为县档案局编纂锦屏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档案专业志《锦屏县档案志》（内部发行）时，还以《民间契约档案》作为专门的一章，将锦屏文书作为本县珍贵特色档案进行了初步的阐述。
　　2008年6月23日，我向县委办报送调研文章《加强“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先后被县委办和州、省三级工作简报采用，当年县档案局信息工作得分为全县二级评分单位最高分，充分说明了县、州、省对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2009年3月7日，我又向县委、县政府提交《锦屏县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不要“起大早，赶晚集”》的调研文章，县委、县政府更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做好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的紧迫感，将锦屏文书抢救保护特别是征集工作列入各乡镇工作目标考核，明确加强领导，集中人、财、物继续抓好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
　　拥有出书经历的人都知道，如今出书很不容易，尤其是出版学术方面的书籍，既不是行政领导又没有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出书更难。我虽然编纂过《锦屏县档案志》，也参与过《锦屏县志》档案部分、《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等锦屏县部分书籍的编纂工作，但自己也确实从未主编过其他书籍。于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编书能力和水平，于2011年5月带着已编好的3本锦屏文书书稿，前往贵阳和北京，寻求出版机会。
　　5月19日至20日这两天，我先后到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找编审看书稿和咨询出版事宜，有的不相信，有的又不屑，认为像我这样没职没权的人编的书一定不会有啥水平，被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拒绝。接着，我又到省档案局和省民委找有关领导，但也无果而终。
　　在贵阳受挫后，我直接前往北京。5月23日（星期一）中午到达北京，晚上与一位在北京某大学当教授的老乡见面。与其见面的目的本来就是想请他看我的书稿，给予鉴定和指导并写《序》。他看书稿后的意见认为，不要编这么多，只要选其中一些重要的文书编成一本书就行了；编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花几年的功夫才能编好；书名也要改，比如改为《中国黔东南苗侗乡村文书选辑》。教授既是我们锦屏人，又在民族文化领域有些研究，我们彼此都熟悉。但通过这次当面谈及对锦屏文书和我国契约文书的了解和研究方面的问题，觉得他对这一领域不算熟悉，与我的编辑理念也颇不相合，因此我就不再考虑找他了。
　　5月24日至25日，我带着书稿和某大学教授主编的一本书籍先去人民出版社找该书策划编辑，说我编的书就比这书好，有注释，外人容易看懂，契约文书释文不会有错误，编书体例也好，等等。可是，他撂给我的一句话就是，别人是教授，容易获得出版审批；而我没有中级或高级职称，又不是县处级以上领导，报批很难。之后，我又带着书稿去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针对自己的书稿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作了比较并详细介绍了自己书稿的优点。出版社的编审对我的书稿进行认真翻阅后给予了较好评价，并要我把书稿留在他们那里，由他们负责出版。但我此时已确定，既到北京就不妨多找几个专家看看，也不失为一个最好的学习机会。
　　最后，我又带着书稿到民族出版社咨询，出版社编审听了我的介绍，又认真翻阅了我的书稿后，对出版我的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要求我把书稿交由她们出版，她们会把我的书出版好。我看出，她很自信，对编辑出版这样的书很在行，我就决定交由他们来出版。最后，在该编审的推介下，刚从云南省政府挂职回京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白庚胜，被我的精神和成果所打动，亲自为我的书稿作了篇近4000字题为《保护契约遗产，坚守诚信文化（代序）》的序，并指出：“将1600多份星散于民间的锦屏县敦寨镇九南、平秋镇圭叶和石引等苗侗村寨契约文书‘尽量保持文献原有的系统和内在联系为主进行适当分类，采用图、文并列编辑排版的形式，按村编辑成3辑出版’是一项复杂、细致、浩大的工程。”“然而，侗族青年学者谭洪沛先生却将这项工作进行得异常冷静、理性、精致，除了对有关契约文书文本的系统分类、标点、附图、注释、解说、补列相关文献之外，洋洋洒洒的‘前言’还对我国契约文书遗产作了全面的梳理。”
　　白庚胜书记最后还指出：“同时，我也郑重地建议国家与地方有关部门将丰富多彩、价值连城、举世罕见的苗侗契约文书集群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以求实至名归、名符其实、名正言顺。或许有关方面已经开启这项工作。若果然如此，这一建议，权当作我们之间为了‘契约’达成的一种默契。”这可说是他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界专家和领导，对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和研究利用提出的殷切期望。
　　2012年元月4日，黔东南州社科联 陆景川得知白庚胜书记为我编的书作序后，当即要我传给他并将该序发表于《黔东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贵州民族文化宫得知白庚胜书记为我书稿作序后，韦建丽主任助理专程到锦屏找我，经双方协商达成合作协议将《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中的《九南篇》和《亮寨篇》出版。

　　研究文书创佳绩

　　“千年原生态，万象黔东南”。如果说，我能在苗侗民族文化搜集研究，特别是对深深扎根于苗村侗寨民族文化大山中的锦屏文书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和研究利用上能做点有益工作的话，那是黔东南丰富多彩的苗侗民族文化提供给我的太多的机缘、太多的撑持和太多的文化滋养，在这样的大熔炉中，想不搜集、不学习、不了解、不研究都难！
　　因此，自2011年6月至2014年6月，我参加凯里学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子课题“清水江文书中典型契约文书点校整理”工作；因编辑《贵州清水江流域土司契约文书》获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为该书作序后，于2012年5月与贵州民族文化宫合作，出版了其中的《九南篇》和《亮寨篇》。
　　2010年8月，我在中国档案学术专刊发表锦屏文书抢救保护的争鸣意见，引起我国档案界资深学者葛荷英、蔡千树的高度关注，并在我的文章上签署的转发意见指出：“我在新加坡和加拿大居住时访问过各档案馆，国外档案馆是专家管理，务实、科学，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注重保持档案原始状态，用袋装编号，而不是像中国这样装订的。在地方上的镇档案馆也是这样的，如何整理历史档案其实是很有学问的，（谭洪沛）这封邮件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我对抢救保护珍贵历史文献的民族文化工作理念、思路，无疑与世界先进水平媲美。至此，我们贵州省就缺少了这样一个成为全国性历史文献整理保管创新标本的机会。
　　后来，贵州师范学院成立“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和“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他们在与我合作搜集整理、研究锦屏文书文书过程中，得知我对锦屏文书原件抢救保护和整理等方面的创新方案，便以此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明确由我主持该项目进行深入研究。
　　我作为一个学历不高，仅有大专文化，没有学术背景，也没有取得一定行政职位的县级机关一般干部，能心无旁骛，一门心思搜集、研究九寨侗族文化和锦屏民间民族文化，并获得凯里学院、贵州民族文化宫、贵州师范学院等单位的青睐，聘请我与他们合作搜集、研究锦屏文书和民族民间文化，自己的学术和相关研究工作也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2014年2月至8月，先后有贵州民族报、中国档案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民族宗教网和凤凰网以《民间文化的“拾穗者”》、《基层档案追梦人》、《三十年奔走于崇山峻岭》和《大山里的民族文化追梦人》等为题，对我的民族文化搜集、研究等工作作多方面披露和报道。
　　更为可喜的是，我作为锦屏文书和民族文化的追梦人，凭着自己对专业的执着和热爱，卅年磨一剑，在最近十年已将下列五大项目推入国家级层面：
　　一是2014年6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以“苗侗契约文书濒危原件抢救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4BMZ057）为研究课题并明确由我主持进行系统研究，并于2019年12月顺利结题；
　　二是于2014年1月7日至22日，带领贵州师范学院高研院暨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团队核心成员师生一行10多人赴敦寨镇亮司村考察，推介苗族谱牒《龙氏迪光录》，将其申报并喜获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苗族谱牒《龙氏迪光录》研究”（青年项目，由胡展耀主持）；
　　三是于2015年1月16日至28日，带领贵州师范学院高研院暨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学术团队核心成员师生一行10多人赴彦洞乡瑶白村进行考察，推介并将瑶白摆古文化节申报，于2016年6月获得 “中国节日影像志˙瑶白摆古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使该项目成为贵州师范学院首次获得“中国节日志”这一全国性节日抢救重大工程的子课题和“中国节日志”实施以来贵州省首次获得“影像志”类课题的立项（由李生柱副教授主持）。2016年7月18至30日，利用瑶白举办摆古文化节，再次陪同考察队亲临现场进行节日影像收集“瑶白摆古节”节日影像素材和进行相关的田野调查作协调、协助等工作；
　　四是2015年9月，随着主持上述“苗侗契约文书濒危原件抢救保护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深入实施，开始与凤凰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36册大型丛书，并将该丛书由凤凰出版社申报并获得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足以说明自己工作特别是有关研究水平得到了外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丛书出版项目验收被评定为国家出版基金“优秀级”项目，丛书也入选凤凰出版社“2019年度好书”；
　　五是凭着自己卅年民族文化素材的搜集、研究，独自一人承担搜集、申报圭叶传统村落材料，将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申报材料向上级申报并获得批准，于2019年6月6日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使圭叶村成为九寨高坡第3个、锦屏县第11个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寨，赶上了最后一趟末班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