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革命路 一心跟党走
　　陈新林
　　我家住在平和县小芦溪粗坑，毗邻永定老吴子村，这里曾是闽西中央苏区早期交通站，是闽西红九团的革命根据地。此处是闽粤赣边委机关（属省委）所在地，也是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的诞生地。
　　1935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集结在粗坑，从我家出发去打永定南溪黄泥坪国民党民团，战斗胜利后队伍又回到粗坑隐蔽。1942年，我家曾是闽粤边委机关所在地。
　　革命种子植心中
　　我父亲陈海澄，1920年12月生于平和与永定交界处的小芦溪粗坑。1926年10月，陈耀斌到小芦溪发动群众，成立农会，以党代表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是年，在小芦溪东山村的新寨楼里，秘密成立了一个党小组，陈耀斌为组长，陈为彪为副组长，陈良窝是成员，还建立起第一支农民武装“小芦溪农民协会常备队”。1927年10月10日，朱德军长率部分南昌起义军进驻小芦溪播撒革命火种，送32条长枪和1000发子弹给小芦溪农民协会常备队。次日，根据朱德军长提议把“小芦溪农民协会常备队”改编为“小芦溪农民协会赤卫队”。1928年2月，成立“小芦溪乡（区）苏维埃政府”， 陈良窝，副 陈水角。当年我爷爷陈秀加积极参加秀芦乡农会、农民赤卫队。1928年3月8日，他参加平和暴动，攻打平和九峰旧县城。1931年4月在反“围剿”战斗中被俘，在芦溪镇狱中受酷刑折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我爷爷陈秀加为“革命烈士”。）当时我父亲11岁，兄弟四人，我父亲排行老四。我奶奶叶杏经常向我父亲讲爷爷的革命事迹，表达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在我父亲的心中植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父亲报仇的革命种子。
　　从小走上革命路
　　1934年1月间，红军从永定金丰山突围，星夜转移至粗坑瓦门凹、荣树坪。林宗保、卢德标同志带着四个伤员及一个卫生员交给小芦溪革命群众陈东令等三兄弟。从此，瓦门凹、荣树坪成为长期的红军“伤兵站”。此后，游击队领导人江岩、罗炳钦、江荣达、陈祥安、苏振藩等同志驻守瓦门凹、荣树坪。在物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群众把瓦门凹、荣树坪部分土地给游击队作为生产自救基地，并无偿支持种子、秧苗、肥料、耕牛、农具、劳力及粮食，给江岩、罗炳钦、江荣达等解决物资供给困难。瓦门凹、荣树坪离我家仅有一千米左右，此时父亲已有十四、五岁，农忙时，奶奶带父亲去帮忙，有时牵着自己的牛给游击队耕地，偶尔也参与犁地。父亲个子瘦小，力气不足，总是弄得满身是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的样子给江岩、罗炳钦、江荣达等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江岩、罗炳钦、江荣达、陈祥安、苏振藩等同志也经常给父亲讲革命道理。
　　1935年4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张鼎丞了解到我家是一个革命家庭，根据工作需要，就在我家设立一个秘密“闽西交通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简载文、方方、谢育才、邱金声、伍洪祥、廖海涛、张思垣、黄火星等领导人经常在我家开展革命活动。父亲勤快又听话，成了粗坑“闽西交通站”秘密交通员。为了传送情报，他经常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昼夜行走于小芦溪至永定、上杭、龙岩的崎岖山路上。一路上国民党兵、保安队的盘问、追赶，都被他机智地应付过去。因此，经常得到领导的夸奖。
　　为闽粤边委工作
　　1942年2月，中共南方局南方工委决定成立“中共闽粤边委员会”， 边委机关设在平和小芦溪粗坑我家。边委主要领导人朱曼平、魏金水、卢叨、张昭娣、李碧山、陈卜人等领导闽西、闽南地区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并将原由南委所属的闽西特委、闽南特委划归“闽粤边委”领导。闽西特委书记魏金水、副书记陈卜人，闽南特委书记卢叨、副书记钟骞。“闽粤边委”由南委直接领导。它是一个藏在深山中的“省委机关”，我家这个“秘密交通站”成了当时办公地点。
　　为坚持抗日，保存力量，保卫生产，1943年10月，“闽粤边委”在平和小芦溪粗坑组建“武装经济工作队闽西南总队”，下辖闽西分队、闽南政治保卫队。总队长刘永生、政治委员范元辉。此时，我父亲已经23岁了，他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送情报、察敌情可是他的职责，不能有半点疏忽。他深深体会到，个人安危事小，组织安全事大。从1943年10月至1949年，父亲东奔西走，一次次出色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此时尚年幼的堂哥陈族肯也积极参与放哨，其他壮劳力在田间努力搞生产，多打粮食，支持边委。这么庞大的组织机构在小芦溪粗坑活动，单靠我家的粮食支撑是不够的。父亲这个秘密交通员可忙坏了，他既要做好交通员的本分工作，又要为组织筹集粮食。
　　不久，国民党省保安团吴子高营长察觉到小芦溪粗坑有共产党在活动，于是秘密派了两名士兵前往粗坑侦察。两名士兵到我家时，已临近中午。此时朱曼平书记正在帮忙烧火做饭，当他弯腰捡烧火柴时，别在裤腰上的驳壳枪露了出来，恰巧被这两名士兵看到了。这两名士兵大惊失色，吓得脸色苍白。朱曼平拔出手枪，准备把他们解决了。我伯母叶槽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若打死了这两个士兵，我全家性命危险，边委也无法在此活动了。于是伯母赶紧按住朱曼平的手。霎时，这两个士兵情绪平静了许多，尔后伯母留这两个士兵在家吃午饭。随即，叫我父亲迅速前往六千米外小芦溪的老家长陈良窝家，请他出面帮忙处理此事。我父亲火速出发，把事情的经过对他讲了一遍。陈良窝1928年担任过小芦溪乡和饶和埔第七区苏维埃政府 ，又是小芦溪陈氏的老家长，威信极高。陈良窝经缜密思考，如再回到粗坑时间已来不及了，决定在这两个士兵必经之路的隘仔路口等他们回来。陈良窝与我父亲及时赶到隘仔路口，不久，看到这两个士兵回来了。陈良窝赶过去，表白了自己的身份，送给这两个士兵各两个银圆，并跟他们谈做人的道理，告诫他们如果报告上级会得到什么下场。这两个士兵被说服了，表示一定会保守秘密。我父亲告别陈良窝即刻返回粗坑向朱曼平汇报情况，这才使朱曼平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他竖起大拇指对我伯母说：“你俩真棒！”。
　　参加闽西武工队
　　1944年3月，父亲经永定党组织批准加入闽西武工队，并担任武工队负责人。武工队成员有陈新寨等三十多人。期间积极配合党组织行动，为边委筹集粮食，打击极端反动分子，使筹集粮食和其他物资工作得到顺利开展。再加上小芦溪当时群众的革命基础好，筹集粮食很容易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粮食筹到了，可怎么挑到粗坑给边委呢？这在当时可是杀头的罪呀！谁敢？伯父陈明好与父亲陈海澄经过一番商量后，就去找族亲陈佳九、叶如搓夫妇，按辈分叫他佳九叔、如搓婶。他们夫妇俩忠厚老实，身强力壮，有革命意识，表示愿意给“边委”挑粮送物。伯父看他们态度诚恳、忠实可靠，就把挑粮任务交给他们。有一次，天还没亮，陈佳九、叶如搓夫妇俩挑了两担大米到了我家，我父亲从床上被叫了起来，看到他俩这么早就到了，想试试他俩挑的有多重，我父亲站稳马步，想抱起一包的大米。我父亲身材瘦小，一包大米没有抱起，自己却仰头坐倒在地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父亲爬起来对他俩说：“你们俩力气真大呀！”陈佳九、叶如搓夫妇就这样常年利用深夜时间给边委运送粮食物资。父亲平反复职后，在芦溪镇负责老区工作。他凭着自己的良心给陈佳九、叶如搓夫妇双双推荐上报为“五老”人员，并得到上级的批准。
　　两次被捕不屈服
　　1945年正月间，父亲被怀疑与时任永定县委书记江岩有交往为由被国民党逮捕，在小芦溪陈氏家庙里被吴子高灌肥皂水和用电话机施电刑。父亲守口如瓶，坚贞不屈，没有丁点暴露革命情况，吴子高找不到任何把柄，只好罚款80万伪币后，叫伪保长陈耀星、陈火相、陈亚本等人把我父亲保领出来。不到一个月，吴子高属下朱家齐连与庄育麟连对调换防，新来的庄伪连长得知朱连长抓了父亲从中敲诈80万元，庄育麟见钱眼红，又以父亲通红军为由再次逮捕他。这次只关不问，关押了三个多月，我家被逼卖掉家中田产、粮食和借贷凑足20万元（这笔钱由闽西游击队领导人江岩给支持一部分），交给庄育麟后，父亲才得以保释，但父亲由此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
　　关于这两次被捕事件，在1956年1月19日，平和县秀峰区委会在《干部审查结论》中写到：中共平和县委关于陈海澄同志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陈海澄同志入伍前，因与我地下工作人员有联系被敌人发觉而以群众身分被捕两次。第二次被捕纯属伪保长陈耀星（庄育麟是陈耀星的妹夫）搞鬼的。被捕后，对敌斗争坚决，保持革命气节，没有暴露出我地下组织的任何情况，其个人交代与客观证明相符，此二次被捕无问题，特给予结论。
　　加入共产党 护佑革命后代
　　1946年，我父亲在永定县委书记江岩介绍下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元月间，父亲被任命为小芦溪支部书记，陈新寨、苏振曼分别担任组委和宣委。
　　1947年驻防平和县小芦溪的保安团吴子高营长为断绝闽粤边委组织的粮食来源，带兵一把火将我们的家烧毁，强迫我们家搬离粗坑，迁往距粗坑5公里外的小芦溪石硿居住（现是老区基点村）。
　　1941年2月，朱曼平夫妇在大坪铜场出生的儿子朱宪平和1943年11月在粗坑外坑出生的女儿朱怀英兄妹，一出生就寄养在我们家。这年朱宪平7岁、朱怀英也5岁了，一起来到小芦溪石崆生活。小芦溪石崆也就成了朱宪平、朱怀英兄妹童年的第二个家。1949年冬朱曼平任潮汕地委书记。1951年，朱曼平的夫人林素兰在一位警卫员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欲把这对儿女接回广东与父母一起生活。林素兰一看到宪平和怀英兄妹俩就说：“你们是我亲生的儿女，我是你们的妈”。宪平手指着我伯母叶槽说：“我妈在那边呢，你胡说”。林素兰一听两眼热泪夺眶而出。为了革命，一对儿女都不知道亲妈是谁？林素兰是位坚强的母亲，擦干眼泪走上前，仔细看了看自己的子女，长得结实可爱，就把宪平和怀英搂在一起，说：“我没有胡说，我才是你们的亲妈，不信问问他们。”我伯母和在场的所有人都说是真的。此时宪平和怀英才对林素兰喊了一声“妈”。这声“妈”感天动地，林素兰等了整整十周年，这声“妈”让本已擦干眼泪的母亲再度哽咽……。第二天，林素兰说要带着宪平兄妹回家，此时宪平兄妹急了，他们怎么舍得养育他们整整十年的“妈”呢！兄妹俩哭着闹着不回家。此情此景，我父亲和伯母商量后，决定由我们家人陪同孩子回家，兄妹俩一听我们一家人要一起去，脸上才露出了甜甜的笑容。随后父亲和我堂哥陈族肯等一行徒步送他们，翻越鸭头山经永定下洋到大埔县城茶阳，然后一起坐船护送他们到汕头。
　　不忘初心 不辱党的使命
　　解放后，我父亲陈海澄历任平和第一区芦溪区副区长、第八区（长乐）组织委员、下寨区区长，长芦林场副场长、芦溪公社党委副书记等职。他还带领全县民工团到闽江水电站搞建设，担任民工团政委。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不忘初心，一心想着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几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权一度落入造反派手里。平和县以林庆文、周火成为首的造反派头头，纠集一帮造反派在平和为非作歹，黑白颠倒，想尽办法抹黑革命老区。他们竟然在县党代会文件中公开辱骂老区是“土匪巢”、“叛徒区”，我父亲两次被捕。他们把党组织早已给我父亲定下的审干结论全部否定，父亲首当其冲作为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全力追捕。
　　父亲被抓捕后，关进他们在芦溪公社私设的牢房。有幸，一天晚上我父亲逃出牢房。造反派的人多次深更半夜追查到我家，问我母亲苏亚猫：“你丈夫陈海澄为什么要逃走？为什么要叛变？为什么要反革命？”我母亲挺起胸膛，怒对道：“如果逃走了是他的幸运，我丈夫不逃走会被你们打死的。他到底叛了谁？反了谁？当年在我家工作的老首长都还健在。范元辉在三明、魏金水在福州、朱曼平在北京，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大官，你们可以去问，有谁被我丈夫出卖了！”这几个造反派无言以对，灰溜溜离开了。这期间，父亲过着常人无法想象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以森林为家、以鸟兽为伴、以墓埕为床。靠着有同情心的亲邻及群众偷偷供给的一些粮食维持生命。族亲陈水海、陈佳九常年到山上采松油，就经常偷偷为父亲送米、送饭。期间，父亲曾躲到广东老乡家、躲到南靖象溪亚漳家、躲到永定湖坑母亲的娘家……。最终躲不过造反派长年累月的追捕，再次被抓后他们以“邓小平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四人帮的爪牙”、“打砸抢的首犯”等“莫须有”的罪名，对父亲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我哥哥陈新喜被造反派以反革命的后代为由不给读书，剥夺了他受教育的权利，毁了他的一生。
　　堂哥陈族肯童年就为“边委”站岗放哨。解放初期被保送“福建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在龙岩专署机要科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被下放回到老家，成了打击对象。造反派认为，只要把陈族肯置于死地，陈海澄就永无翻身余地。他们以“反革命”、“叛徒陈海澄的侄子”为由，大队造反派派人将解放后党和政府拨款给我们建造的房子给拆了，家产全部充公。其妹陈天香嫁于山格镇髙际村，听闻家被拆了，含泪回家探望家人。途径小芦溪下村时，恰遇大队书记造反派头头陈某某。陈某某虚情假意，一脸奸相对我堂姐陈天香说：“这位姑姐，这么久没回来，都发霉了。”堂姐一看是大队书记造反派头头，火上心头，责问道：“你们大队干部把我家给拆了，我回来住哪里？解放前我的房子国民党是用火烧的，现在你们是用拆的，你们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这位大队造反派头头看到堂姐满腔怒火，夹着尾巴溜走了。堂姐回到家，看到家被拆没了，与其嫂陈秀文相拥而泣。我堂兄陈族肯生下六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还未成年，看到姑、母的样子也都哭成泪人。乡亲们看了都伤心落泪。此时，在石硿的天空上似乎也充满了凄惨哀怨的哭声，在向老天控诉虚伪残酷的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这样，造反派还不罢休，继续追捕堂哥陈族肯。陈族肯第三个儿子陈朝（锦）强11岁，正读小学四年级，堂哥陈松木第四个儿子陈庆春12岁，读小学五年级。1976年1月2日，他们听大人说，邓小平是好人，就在作业本上也写着：“邓小平是好人”，撕出来放在一块石头上。被发现后，造反派头头看到都是我父亲陈海澄的孙子，立即把事态扩大，马上呈报平和县公安局，后被定为“书写反标罪”。陈朝强、陈庆春兄弟俩在秀芦大队关了十多天，然后又到芦溪公社17个大队挂牌游村批斗，每个大队两天，第一天是学校批斗，第二天是是群众大会批斗，一共被关、批四十多天。后平和县公安局根据中共中央【1978】78号文件精神，予以平反撤销，恢复政治名誉。造反派就这样是非颠倒、无情地对我父亲及其后代进行迫害。
　　父亲被残酷的批斗后，1975年前后，平和县掌权的造反派三次报省“陈海澄死刑马上执行”。这年，被誉为“三省将军”的刘永生任副省长、省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一天在他的案头上，突然出现报批“陈海澄死刑马上执行” 的材料，十分震怒。他很清楚，解放前陈海澄一家是平和小芦溪的老接头户，是个出色的交通员，为党组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极端困难时期他一家还抚养“边委”书记朱曼平两个儿女，房屋被敌人连烧三次。这样的共产党人，解放后能背叛自己的党、背叛自己的组织，他绝对不信。于是三次死刑报告皆被退回。但碍于当时造反派头头林庆文、周火成手中的权利。连秀芦大队造反派头头也出具请求书，列举种种“罪状”，要求上级判陈海澄死刑，并盖上大队公章。在许多革命老前辈的保护下，我父亲虽然免于死刑，结果在1976年7月父亲还是被判无期徒刑投进建阳监狱。在监狱里，父亲坚信：“只要共产党还在，党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我总有一天会被平反昭雪”。
　　1978年夏，熊兆仁和王直将军来到小芦溪，在陈氏家庙左厢房秀芦大队办公室开座谈会，随同的有县、公社主要负责人。童年就为“边委”放哨的堂兄陈族肯，当时还身强力壮，为替老区人民及我父亲鸣冤，双手推开阻拦在大队会场大门的大队造反派干部，勇闯会场，挥舞着一叠材料说：“两位老将军，您看，平和县委书记林庆文在县党代会报告上这样写着：老区是‘土匪巢、叛徒区’。”熊老见状，愤怒地说：“老区是‘土匪巢、叛徒区’，我不就成了土匪司令了吗？”。熊老的警卫员年轻气盛，气上心头，对着会场喊道：“哪个是林庆文？给我站起来！”此时的林庆文怂了，脸色苍白，两手哆嗦，浑身冒着冷汗，慢慢站起来说：“我就是、我就是……”。王直将军两眼怒瞪着林庆文。老区群众看了两位老将军的招式，真是解气呀！顿时小芦溪革命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座谈会变成了控诉会，大队反造反派干部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尔后，两位将军带着堂兄陈族肯的材料回福州了，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
　　不久，熊兆仁将军特地来到小芦溪我家了解父亲案件，陪同的有县老区办主任何龙眼。堂兄陈族肯双脚立正，手持诉状，面朝熊老大声读状：“尊敬的熊老将军，今天我有天大的冤案要向您申诉，就是我屘叔陈海澄，文革前任芦溪公社党委副书记，现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并上报死刑立即执行。我深知我屘叔无罪，所有的罪状都是人为陷害，万望老将军转告省领导，给予严格把关，退回重审。老区群众陈族肯叩上”。当陈族肯念完诉状递给熊老，熊老将军欣然接状。接着又问了与案相关问题，后带着堂兄陈族肯的诉状离开了。省委领导看到熊老将军、王老将军带回的材料，感到十分痛心，像陈海澄这样的优秀的共产党员都受到如此的陷害，老区问题极其严重，需尽快解决。
　　1982年，全省老区会议在福州召开，项南书记看完龙溪老区办呈送的材料，当即批示省委常委传阅，并在材料上批注：“首先要复查在文革中的案件，以平和县陈海澄和诏安县陈源的冤案为突破口；然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历史遗留问题以陈永亮为突破口。”项书记的“三陈突破口”，就像一颗重型炸弹，震慑了制造冤案和阻挠冤案平反的当权者。此后，父亲等三陈问题得到迅速解决，都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
　　父亲从监狱出来后，直接回到漳州一个老干部陈新民家，陈新民马上用电话给平和原副县长沈亚发报喜。我父亲平安回来了，堂姐陈天香从沈亚发那边得到消息后，喜极而泣，赶快到漳州去迎接。见面后，堂姐犹如女儿见到了久别的父亲，痛快地哭诉了一番，后问我父亲见过老将军刘永生了吗？他说没有，堂姐含泪说：“你现在马上去福州一趟，没有刘永生老将军，今天就见不到你了。”老干部陈新民听了，当天就安排父亲搭一辆载甘蔗的车前往福州与刘老将军、熊老将军、王老将军见面报平安。随后回老家平和小芦溪。不久，我父亲接到平反复职通知书。
　　平反后，我父亲在芦溪公社继续任党委副书记，分管老区事务这一块。当时正在登记革命“五老”名单。我父亲他严于律己，对自己人要求严格，像我家当时还健在的有6人，都可以登记为革命“五老”，可我父亲只登记了伯父陈石屎一人。我父亲在芦溪公社工作直至1983年5月离休。离休后享受县处级待遇。
　　1998年5月，平和县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正在征集革命故事。离休干部雷锋、蔡新生编写《秘密收养革命后代》一文，关于当年在平和小芦溪收养“边委”书记朱曼平子女一事，需要当事人陈述。1998年5月4日中午一时许，父亲前往蔡新生家欲更详细陈述此事，途径平和县政府大门附近被一辆摩托车撞倒，不幸去世。在追悼会上，县老干部局局长对我父亲革命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父亲一生认定革命路，一心跟党走，他始终不忘革命初心，不辱党的使命，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秉公办事，他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摘自：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2021年5月12日出版的《通讯》第30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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