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今天日志的题目就知是对〈〈南方都市报〉〉的那篇〈〈28万起，卖掉自己〉〉报道的一个回应。因5月11日深圳的南都全是下午五点左右送到各订阅单位，听说是送报车在路上出了问题，所以我是12日在单位才看到那篇报道。
　　　　有拍卖〈〈走出高墙〉〉影视改编权的想法是在8日，因这天所有的深圳报纸都刊登了第二届文博会展览的介绍，其中就有文稿交易一项。朋友建议我也参加，我说那都是政府定的项目，有严格的限制，不可能会拍卖像我这样小人物的作品。实际上我手上是有一部法制题材的长篇小说〈〈爱在深圳〉〉，如果不是近段时间我上班的单位两个月没发工资，且公司面临倒闭的危机，我想我对朋友的建议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明白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有多大？
　　　　9日下午，房东又来催房租，在向房东说了无数遍好话之后，我一下子变得脆弱起来——自小刘离开阳光下之家，我一直生活在愧疚之中，虽说欠他的1000元工资不算多，但它让我明白坚持一份理想的不容易。晚上八点，北京一位和我一样做公益的赵姓朋友发来短信说他遇到了一些困难，请求我能借几百元钱给他，那一刻，我突然感觉自己是那么的无能——两年多来，我打工的10多万元钱全部花在无偿帮扶失足者事业上了，还花掉了太太几万元，没有任何的积蓄，它迫使我不得不想到了朋友的建议，不过拍卖的不是〈〈爱在深圳〉〉的版权，而是〈〈走出高墙〉〉的影视改编权。这是因为去年底曾有上海一家文化公司欲出25万元购买它。当时没有接受上海公司的条件，是我一直有一个理想，想等自己条件好了以纪录片的形式自编自导自演〈〈走出高墙〉〉，我还曾和朋友说起哪怕有人出100万元，我也不会接受，并常以“那是一个心结”来说服身边的人。
　　　　怎样把拍卖〈〈走出高墙〉〉的影视改编权的消息发布出去，朋友说直接求助曾报道过我故事的媒体，我说那样会让人很为难，再说也没有人强迫我要坚持无偿帮扶失足者的事业，还不如我们自己想一个让他们关注的点子。在写广告词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标题是：“如果你喜欢我，28万元起，把我带回家。”能不能值28万元，这里我就不讨论了，因为每个人看待事物的标准是不同的。10日上午，在广告公司设计的时候，设计师说标题太长了，要想醒目必须把广告牌的尺寸加大，此也就意味着我要花两倍的价钱。最后在大家的建议下改为“28万起，卖掉自己”，为怕引起误会，特别用“自己”将〈〈走出高墙〉〉封面的左上角压住，让别人自然联想到是在卖书。
　　　　中午一点钟，我和志愿者小蔡拿着广告牌来到了华强北，本来说好是由小蔡举牌的。面对那么多来来往往的人，小蔡总感觉不好意思，最后我说还是我来吧！在和〈〈南方都市报〉〉摄影记者陈以怀（以前在报纸上经常看到他拍的图片，很敬佩他的敬业精神，在去年一次他到阳光下之家采访我的时候，我还主动要求和他合影留念）通电话的时候，我说出了自己面临的困境，以及期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他说要先和文字编辑沟通一下，10分钟后给我回复。十几分钟后，一位声音很熟悉的女记者打来电话询问了我所在的具体地址。约半小时后，女记者找到了我，一见面才知她就是曾经采访过我的王莹记者。见到她，我象遇到了多年的朋友，心中立刻受潮——我想这可能与自己近段时间极度的困惑、无奈、压抑有关。我们几乎没有说任何的客套话，坐在格兰德大酒店门前，我向她诉说了自己近段时间遇到的困境，并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帮扶失足者的这份理想坚持下去——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阳光下之家帮教基金”，且不会改变从创办“中华失足者热线”开始就坚持的不接受社会的捐赠的原则。
　　　　采访中，曾采访过我的〈〈晶报〉〉记者也来了，得知我的近况，他大声的向围观的市民讲述我为失足者群体所做的种种努力和付出的艰辛。那个时候，现场的气氛给人感觉举广告牌的好像是他而不是我。和王莹记者交流完后，她让我等一会，说摄影记者要来拍几张图片，并主动提出想找找她单位跑文博会的记者，试着去和文博会文稿拍卖中心联系联系，期望能让〈〈走出高墙〉〉在文博会上拍卖。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满眼噙泪，不管是否有结果，那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约下午三点，可能是围观的人多了些，有保安过来让我不要坐在格兰德大酒店门前的休闲凳上。这时，摄影记者陈以怀来了，来不及打招呼，他拿起相机就开始工作，此引起了更多市民的围观，无奈我只得离开。为了让陈以怀记者拍到我走动的画面，我只好一边和保安交涉，一边举着广告牌离开，此时部分市民也跟了上来。一次保安还欲上前制止陈以怀，我怕弄坏了陈的相机，还笑着和保安说，“大家都不容易，拍完几张图片，我们就走了，不会麻烦你！”
　　　　陈以怀走后，因〈〈第一现场〉〉记者说要过来，我把广告牌收起来坐在休闲凳上等。约二十分钟后，记者来了，采访快结束的时候，一位男士走过来很有礼貌地问我是不是叫王金云，我说是，他说他是南都的记者，跑社会新闻的，是接到读者报料过来的。我们相互交换名片后，我才知他叫陈铭，也是湖北人，对我老家黄冈了解还挺多的。当我告知南都的记者已采访了我，他很客气地说没关系，于是我们就闲聊了几分钟不着边际的话题－－报道出来后，我看到有他的名字，且排在王莹的前面。
　　　　四点钟，我和志愿者小蔡离开了华强北。坐在回南山的204公交车上，小蔡问我，她没举广告牌会不会让媒体更倾向于社会新闻的价值（从广告词来看），而淡化阳光下之家面临的困难（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不会接受社会的捐赠）和忽略《走出高墙》本身的社会价值？我说，他们都很了解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