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贺长龄、林则徐是晚清“曾左李”之前的一代名臣，其中陶澍在这代名臣中年龄最大。陶澍是1779年出生，比贺长龄和林则徐都要大六岁，贺长龄和林则徐都是1785同年出生的。很多有意思的人物年龄都相近，例如李鸿章跟胡雪岩也是同年出生的，曾国藩比左宗棠大一岁。风云际会，当时这批人物就这么相遇了。
　　贺长龄的最高职位是云贵总督，林则徐也做过这个职位。鸦片战争以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后来又被起用，做到云贵总督这个位子。我们前面说林则徐和左宗棠在长沙边上的湘江见过面，背景就是林则徐在云贵总督任上生病了，回福州老家养病，从云南启程，路过湖南长沙。
　　贺长龄有两部书很有名，一是他委托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记录了清朝开朝以来到道光年间一系列有关“经世致用”的文章，包含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等。所谓“海事”就是海外各国的情况，因为之前魏源写过《海国图志》，所以贺长龄就委托魏源编这套书。《皇朝经世文编》这套书非常有价值，在当时影响力非常大，凡是你想要做一番事业，不想死读书，要经世致用，要治国平天下，这套书是必读之书。
　　贺长龄另外还有一部书，就是他主持编修的《遵义府志》，这部书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一个县有县志，县的上一级那时候称为府，编的志书就叫府志，记载的是关于一府的历史、人文、地理、民俗、田赋等基本情况。因为贺长龄做过云贵总督，还做过贵州巡抚，遵义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就主持编修了这套书。
　　1830年，左宗棠18岁，那一年贺长龄在江宁做布政使，布政使就是管财政和人事的副省长。由于母亲去世，贺长龄便丁忧回长沙老家。左宗棠对贺长龄是很尊重的，当时左宗棠就抱着一种非常尊重和仰慕的心态来拜访贺长龄，贺长龄觉得这位年轻人气宇非凡，就跟他交流，发觉这位少年不错，很博学，而且思想很深刻，眼光很独到。左宗棠的后人在写这一段故事的时候说当时左宗棠在贺长龄府上“蒙国士相待”。什么意思呢？就是贺长龄对待左宗棠的待遇就好比对待一个国士，“国士无双”，这是很高的礼遇。那时候左宗棠是什么身份呢？他只是个连生员资格都还没取得的年轻人。从此以后，左宗棠和贺长龄两个人就开始交往。
　　左宗棠当时没有钱去买书，他就经常去贺府借书。因为藏书楼的书架很高，所以得搭把梯子上去，每次左宗棠来借书都是贺长龄亲自蹬着梯子上去帮他取书，有时候刚上去取了两本下来，左宗棠又想多借一本书，贺长龄又爬上去帮他取书。等左宗棠来还书的时候，贺长龄就会问他：“你看了这书感觉怎么样？这本书你有什么感悟？哪一段你觉得比较精彩？”贺长龄就这么深入地与左宗棠切磋，指导左宗棠。18岁，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高考的年龄，但左宗棠在这个年纪就已经得到了贺长龄这位一代名臣的指点。
　　贺长龄和林则徐比陶澍要小六岁，陶澍是他们共同的老上级。陶澍这个人不得了，提拔和重用了很多优秀的人，包括左宗棠也是陶澍设法提拔的。
　　1830年，贺长龄对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那时候距离鸦片战争还有十年时间，但当时国内的各种起义、帮会活动已经比较严重了。另外一方面，外敌环伺的感觉也已经有点出来了，敏感的人比如左宗棠、胡林翼、贺长龄、林则徐他们都已经嗅到了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所以贺长龄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现在天下缺乏人才。他还勉励左宗棠说“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意思是“不要对自己要求很低，你是一个有大才能的人，不要小富即安，不要限制自己可以做大事、取得大成就的可能性”。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信心，早期来自于他的家长和身边的老师。童年的时候主要是家长，青少年的时候就是你身边的良师益友，尤其你内心很尊重的那种人。
　　1831年，左宗棠进了城南书院。我们知道长沙的岳麓书院很有名，城南书院其实也很有名，城南书院有名跟左宗棠有关系，因为左宗棠在那里读过书。左宗棠也去过岳麓书院，但他读的还不是岳麓书院，而是湘水校经堂，因为湘水校经堂当时校址就在岳麓学院里面，所以左宗棠和岳麓书院也有关系。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贺熙龄做过湖北学政，很有学问，而且他不是只教学生读义理之学，就是所谓的宋明理学。当然，宋明理学也很重要，因为当时科举主要是要考三块东西：一个是四书五经，差不多得50万字，书上的每一句话都很经典，将近四五十万字你得背诵下来，熟读于心，每句话要知道出处是什么，含义是什么；第二块就是所谓的诗词赋，文采要好。第一个是考你的记忆力；第二个是考你的文采；第三块是论策，这就要求你通晓历史。论策是北宋王安石改革以后增加的科目。“论”是什么？就是你对历史的理解。“策”是什么？是你对现实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
　　前两天我在读资料的时候就跟同事讲，为什么科举不仅能够培养中国古代的书生，还能培养统治人才？其实跟科举三大板块中的论策很有关系。尤其是不但要懂历史，而且要对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法。通晓历史，能写论策，这是科举能培养统治人才的重要原因。所以古代的科举，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在所谓小农经济这种情况下，用于选拔人才还是非常有效的，在当时它是一种很优秀的制度。
　　贺熙龄既是教大家科举学问的老师，同时也非常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问。因为在湖南，王夫之是他们的精神领袖，陶澍是一个坚定的践行者，后来的人又通过学习陶澍，不断地传承。湖南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中发挥这么重大的作用？这与“元明两代一先生”王夫之以来的传承是有关系的。
　　当时贺熙龄在城南书院教书，左宗棠在那里读书。还有一个人也在城南书院读过书，那就是胡林翼。晚清同光年间的“中兴四名臣”有两个说法，前面三个人都是“曾左李”，第四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胡林翼。其实我个人更喜欢胡林翼那个版本，因为胡林翼在我心目中地位要比张之洞更高，可惜他去世得比较早。
　　左宗棠和胡林翼一样，他们两个都不是非考科举不可的人，当然两人也重视科举，但他们更重视所谓的“经世致用”，就是源自王夫之然后由陶澍在道光年间发扬光大的“船山学派”的学问，这也是1830年贺长龄对18岁的左宗棠很赏识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