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靖 山西太原鞠曦思想研究所

　　目录

　　1•前言
　　2•理性的堕落与启蒙的前提
　　3•当代学术的“三个问题”——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
　　4•朱红“书评”的荒谬与邪恶
　　5•结语

　　前言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乃人类探索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之自在之自为，故学术无界域，当唯“贞元”是瞻而“化成天下”，“理性与命”是也。然当代人类社会尚未化成，由学术承诺的理性进路因体制不同而不同，中国尤其是大陆体制内学术至今仍因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但不能“贞元”，且“真思隐去”【 】而“假愚蠢言”【 】，故荒唐吊诡而问题重重，布满荆棘而令人忧心。故本文所言之“当代学术”着重指称中国大陆体制内学术。事实表明，因“体制故意”［ ］，使“学者故意”【 】的中国大陆体制内学术，“利用其在学术价值取向上的资源和利益优势——意识形态，使出浑身解数威逼利诱使学者迷失了‘求真’之本性，越来越多的所谓的‘学者’为‘金权色’之‘眼前利益’，以‘曲意逢迎’‘竭力’适应‘体制故意’为毕生之目的，‘勾勒’出一道道‘荒诞怪异’、‘ 沉沦堕落’和‘无耻无极限’的中国现代‘学术风景’：学术远离‘理性与命’（此为鞠曦先生在第四届中韩儒学大会上提出的哲学命题），道德节操日趋堕落，学术精神消失殆尽，为‘争宠’“体制”而‘故意’‘创生’大量‘真思隐去’、‘假愚蠢言’的 ‘研究课题’，抄袭、剽窃、造假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屡禁不止。表面观之：产量颇丰，究其实质，质量低下，称其为‘学术垃圾’，毫不过分且贴切之至，并因此影响和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 】 。问题还在于，绝大多数的学者并未意识到该情况的严重性，或有觉知者，亦“真思隐去”而装睡，或刻意隐瞒而真蠢，刻意不谈“体制故意”。

　　为打破当代中国大陆体制学术因“体制故意”导致的“怪异”与“沉郁”，激发学术界的“生生”之气，本文以鞠曦思想为指导，将当代中国学术存在的问题以根本、基本与核心三个问题概括之，即“体制故意”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根本问题；“学者故意”是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问题；“学不为己”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核心问题；以警醒学术界正视“体制故意”、并反思批判之。须申明者，“理性与命”【 】乃学术合法性之根据，故是解决“三个问题”之唯一途径。

　　作为“三个问题”的典型，反思批判朱红《书评》【 】故而成为本文的任务之一。朱红——作为与丈夫王绪琴一同剽窃的妻子，是长白山书院“王绪琴学案”的重要人物。朱红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师，在“王绪琴学案”发生后，朱红不但未能直面丈夫与自己的错误，尽“贤妻”之责而匡丈夫之过，反而刻意隐去“真思”，以《书评》跪捧《气本》，误导世人，以“假愚蠢言”【 】“真思隐去”妄为马克思主义学院“学者”和“教授”。按《鞠本易》推定的孔子易学思想，《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事实表明，在王绪琴剽窃案中，朱红扮演的是赤裸裸的同谋角色。贤妻者，首在相夫；相夫者，首在正夫之过。故应当认为，如果朱红能够正视自己之失且劝止其夫王绪琴的剽窃行为，也许就能够挽救王绪琴的学术生命，事情就绝不会发展至此。“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君子见微知著，妇道之重要，可以知也。

　　一、理性的堕落与启蒙的发生

　　世人皆谓自己生活在“现代性”的社会，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甚而基于“现代性”而厚古薄今，责贤咒圣，时有崇古者，亦不过假古而利己。然反思表明，所谓“现代性”的现代，不过是狂妄自大、理性无能之今人麻痹自己的无知之举。究“现代性”之本质， “启蒙”乃其重要标识，然今人所谓“现代性”社会？果“启蒙”耶？非也！

　　现代性社会起源于“启蒙运动”。所谓启蒙，通常情况下，是指欧洲17世纪和18世纪发生的那次广泛而深刻的思想运动，“其宗旨是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和盲从，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其蒙昧状态，达到一种思想与政治上的自主性”【 】，故 “启蒙”之价值即在于通过理性破除迷信，消除蒙昧，开启民智。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故应当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的主体性，使人类理性的宗旨乃为了指引自己走出既有的蒙蔽，从而使自己的生命获益，这便是“理性”之使命与“启蒙”之真谛。

　　“启蒙”于时下愈来愈为人津津乐道。按鞠曦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启蒙”自在地承诺着人们意识到自己处于蒙蔽之中——至少那些自称为学者的群体是这样认为的。当然，事实亦的确如此——我们的确处于巨大的刻意的蒙蔽中，为人为之故意——体制故意之“蒙蔽”，使所谓“现代社会”成为新式的“宗教社会”，因此，从本质上讲，我们又退回到“启蒙运动”之前的状态，故以“现代社会”标榜的中国大陆之文化学术，实则理性堕落——“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其表象繁荣，实则异化不已，颓废尽现：中西杂揉，思想歧出，流派峰起，文非载道，思想肤浅，风气败坏，戝儒迭出，迎合体制，追求虚荣，胸无大志，优伶为尊，墙上芦苇，私利为尚，形成了严重的文化倒退。所谓“大陆新儒学”及其文学艺术之繁荣，既无传统之魂，亦无现代之质，更无化成天下之用” 【 】。悲乎哉？悲乎也！

　　对于“启蒙”，康德认为：“只有少数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这意味着对于多数人而言，只能依靠对他们灌输现今的思想观念进行启蒙，才能摆脱蒙昧的状态” 。这里所谓的“少数的人”，显然是指人类中那些最具有反思能力的知识精英——学者，他们是最有可能最先通过自我启蒙走出蒙蔽并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群体。按正常之逻辑，学者之使命便是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理性与命”【 】，从而使人类能够通过学术的指引切实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否则，学者和学术就会走向反面，误导世人！因此，在人类理性困境的现代故而期许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学术界却还处于“蒙蔽”状态，显然，唯有学界首先走出理性的“蒙蔽”和 “堕落”，才能具备“启蒙”社会的资格，此逻辑之使然也。而洞彻理性堕落之根由，是走出蒙蔽之必须。研究表明，鞠曦先生的学术建构切中要害。在《终结之“警唤”——lt ；红楼梦gt ；的文化贡献及其反思》【 】一文中，鞠曦先生指出：

　　中国近代史表明，尽管已逾三百余年之西学东渐而开始“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文化反思，进而发生至今已一百余年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在“文化大革命”后又伴随“改革开放”而产生近四十余年之传统文化复兴，结果却是伪儒学、伪国学、伪大师频出，因此而来的翻覆的文化折腾，不可不谓“荒唐”。与历史的逻辑相统一，其中表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学术思想界至今没有反思《红楼梦》这部巨著所“警唤”的“体制故意”与“曲意奉迎”的“假儒蠢言”的传统文化与“假愚蠢言”的文化传统之“无稽”与“荒唐”，因此没有深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从《红楼梦》“警唤”的“梦”中清醒过来，故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无稽”与“荒唐”的“体制故意”之文化深渊，以至于形成学绝道丧、人性沉沦的更加“荒唐”的文化与社会现象。

　　“无稽”与“荒唐”的“体制故意”异化了当代复兴传统文化的潮流及其社会生态。就思想学术而言，因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故为了与历史的逻辑相统一，“大陆新儒学”应运而起，虽学派林立，然不过表面文章，学非居业，罔顾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非承继道统学统故游谈无根，奇思怪想不已，虽洋洋大观，不过伪儒贼学“曲意适奉”“体制故意”而已。综览中国学术思想史，由于“体制故意”，当代的儒学复兴正如《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时代之驳杂与人性之惰落，学术之浮浅与学统之缺失，非贞正儒学登上时代舞台，故“曲意奉迎”而“照着”或“接着宋明理学讲”，不过争名夺利而昙花一现，终其质，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故所谓的当代传统文化复兴，不过“荒唐”而“无稽”的“体制故意”与“曲意奉迎”之“假儒蠢言”而已。

　　是故，“体制故意”与“曲意奉迎”下的所谓传统文化复兴，则以“荒唐”为主体而展现出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其表象繁荣，实则异化不已，颓废尽现：中西杂揉，思想歧出，流派峰起，文非载道，思想肤浅，风气败坏，戝儒迭出，迎合体制，追求虚荣，胸无大志，优伶为尊，墙上芦苇，私利为尚，形成了严重的文化倒退。所谓“大陆新儒学”及其文学艺术之繁荣，既无传统之魂，亦无现代之质，更无化成天下之用。

　　反思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反思，始于明而深入于大清，产生了“清代思潮”。时当“清代思潮”中产生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则提供了反思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参照系，——在严酷的“体制故意”与其形成的社会存在面前，“曲意奉迎”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代表的“假儒蠢言”的传统文化与“假愚蠢言”文化传统必须终结，此乃《红楼梦》之“警唤”。所以，《红楼梦》的创作，绝不是文学家之偶然，而是产生于“清代思潮”中的历史与逻辑之必然，是“清代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中国学术思想界为“曲意奉迎”“体制故意”而故意遗忘“清代思潮”，从而忽视《红楼梦》这一巨著的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这不能不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吊诡与遗憾。

　　显然，当前理性蒙蔽堕落之根由乃在于“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无稽”与“荒唐”的“体制故意”之文化深渊”，学术界或依旧不知“体制故意”，或故意隐去“体制故意”——从而表现为“学者故意”【 】。这一原因导致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学者彭卿曾言：时下风靡于网络中的诸多表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文章，表面看来是为“爱国”，但实质却是责任的推脱——如认为是敌国的阴谋或广大百姓素质低下、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将希望寄托于遥不可及的未来等“真思隐去”的“假愚蠢言”。避“体制故意”而不谈。故须明确“体制故意”及走出“体制故意”和其造成的“学者故意”，从而以“为己之学”而非以“曲意逢迎”之学进行“自我启蒙”和“启蒙他人”。

　　可见，理性堕落与启蒙的发生同源同流，理性堕落必生蒙蔽，欲启蒙发生必拯救理性。而深究理性堕落之根由——体制故意及由体制故意导致的问题，是理性走出蒙蔽的重要环节。
　　二、当代学术的“三个问题”——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


　　鞠曦先生在《终结之“警唤”——lt ；红楼梦gt ；的文化贡献及其反思》 一文中指出：

　　“中国思想史表明，对传统文化反思的人文理性，至大清时代已非常成熟，其一反以程朱理学为尊的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兴起了对程朱理学进行反思批判的“清代思潮”。关乎此，梁启超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梁启超所谓清代思潮，“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显然，梁启超虽然把“清代思潮”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并认为“所发生之新影响”“已见发端”，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却表明，虽然“清代思潮”之后发生了彻底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的形式使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又经一百余年后的今天，所兴起的复兴传统文化潮流，却不是循序“清代思潮”之“以复古为解放”，故不是重新认识孔子儒学而为复兴之基础。显然，无论“港台新儒家”还是“大陆新儒学”，都不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是“照着宋明理学讲”或“接着宋明理学讲”，由此可见，这不能不是历“清代思潮”之后又二百五十余年中国文化之吊诡。故梁启超所谓的“文艺复兴”至今没有实现，究其问题实质，不能不认为，尽管有“清代思潮”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及“复古”理路，但是，由于对《红楼梦》所揭露和否定的“体制故意”“假愚蠢言”的文化生态没有进行深刻的学术研究与学理清算，以至于“清代思潮”的学术成果在“体制故意”中被“故意”失落，从而产生“照着”或“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曲意逢迎”问题。所以，因为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认识《红楼梦》，因而没有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国人的深层文化思想意识，仍被理学心学统治，由此形成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重大问题——因没有清算“体制故意”“假愚蠢言”之文化土壤，故宋明理学与心学，反而有大兴之势！”

　　鞠曦先生的推定重在说明，由于迄今为止仍故意回避由《红楼梦》所揭露和否定的“体制故意”从而故意遗忘“清代思潮”，以至于“清代思潮”的学术成果被“故意失落”，从而形成了今日学术之混乱现象。“体制故意”及其导致的影响已经既深且坏，故绝不容再漠视。因此，将当代中国大陆体制学术现状以“三个问题”即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概括以突出“体制故意”及其导致的相关问题，进而使当代中国大陆体制学术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以推进学术界正视并反思问题，实为当务之急。

　　反思表明，由中国大陆体制学术的基本问题所决定，学术之基本问题必然产生中国大陆体制学术的根本问题，而由其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的所决定，则必然产生核心问题。所以，仅仅把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外界，而不以“君子求诸己”的态度反思并纠正自身，必然于“体制故意”中深陷“真思隐去”的“假愚蠢言”中而不能自拔。

　　笔者曾在《体制故意与王绪琴剽窃——兼论对王绪琴剽窃进行学理批判的历史意义》一文中
　　推定了“体制故意”所导致的“学者故意”，这里进而将“学者故意”推定为产生学术乱象的基本问题，由“基本问题”所承诺，“体制故意”乃产生基本问题的根本问题。由“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的人类活动的自在逻辑所决定，学者所思所虑，不过生命之“利”。然而不明形上性进路，必然魅惑于形下进路。故学者所为，不过为己之“利”及其获“利”的手段不同而已。学者以“曲意逢迎”“体制故意”之“学术为己”，最终不过空耗了卿卿性命。是故，“学不为己”是学术的核心问题。

　　由于“体制故意”与“学者故意”已论述于《体制故意与王绪琴剽窃——兼论对王绪琴剽窃进行学理批判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故这里着重论述“学不为己”的核心问题。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按承诺与推定的时空统一，孔夫子所处时代，亦早已存在“为己”与“为人”之学的问题。而首要问题在于：为己之学何？为人之学又若何？简单的思辨即知：所学若“己”尚且不“为”，何以“为人”？岂不荒唐？问题还在于：怎样的学问才是真正的“为己”？显然，“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无论何人，抑或吾辈，求学之旨，皆源于解决自身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生命问题。子曰：“君子耻其言过其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既已“知命”，当然可以“行命”，故可把握生命而“我命在我不在天”也。学问至此，夫复何求？学问唯此而当得“为己之学”，然其时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当时“为己”之学就为人所不解，故夫子方有此慨叹。而“子贡三疑”则进一步表明了这一推定。故“学不为己”必不知命，不知命而委身于“外”，委身于“体制”而获体制之利，姑且安顿一时。若非，现实生活便过得窘迫，故而使没有节操的无良学者心甘情愿委身于体制而故意“曲意逢迎”“隐去真思”，助纣为虐，蒙蔽大众。

　　对鞠曦思想的研究表明，孔子易学承诺了“为己之学”，鞠曦先生对《易》思想原理进行了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外化出孔子易学是三者一以贯之即承诺与推定中和统一的“形而中论”哲学。形而中论哲学“以《说卦传》为理论纲领，以‘中天之象’推定的‘中天八卦’为主体形式，以‘数往知来’的逻辑，以‘阴阳相分、刚柔迭用’的形式推定了‘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象系统，形成了《经》《传》中和贯通的思想体系”【 】 ，其推定的“损益之道”【 】，则是“为己之学”的逻辑起点。得之便可以“避损行益”【 】安顿自我生命，然“中人以下”难以识辨。即使识辨成功，行之亦不易，非“智仁勇”三达德而不可。而在“体制故意”之下，“为己之学”便更难光大天下，非乾九五当位而不能行。
　　可见，所学能否真正“为己”——理性与命是问题之核心，而惟其如此——行“为己之学”必有独立之人格故不会被“学者故意”与“体制故意”所绑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是“体制故意”，其亦承诺着“故意”而“为己”——体制生命的延续与恒久；而“学者故意”亦以此为目的。体制与学者，二者一切所为不过是为了“生生”［ ］。只是由其方法论的形下性所限定而不能实现生生之目的。

　　综上，对当代中国大陆体制学术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根本问题：体制故意；基本问题：学者故意；核心问题：学不为己。

　　以上述“三个问题”作为学术反思的坐标，所有学术问题则一目了然。


　　三、朱红《书评》的荒谬与邪恶

　　朱红者，王绪琴之妻也。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曾与王绪琴同为长白山书院山长鞠曦先生之拜门弟子，因其与丈夫王绪琴合谋剽窃鞠曦思想且拒不认错而被书院除名，并立为“王绪琴学案”，以正本清源。

　　在“王绪琴学案”中，诸位学者对王绪琴所著《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一书存在着严重问题进行了学理反思和批判，而面对批评，朱红、王绪琴夫妇则拒不回应。然而，时过二年之后，2019年5月25日，朱红却以“近日仔细翻阅”其夫所著的剽窃著作为由，发表了赞颂之文章——《“继善成性”与“变化气质”——读lt ；气本与理本gt ；》【 】（即《书评》），由此表明朱红思想理路的荒谬、吊诡与险恶用心，故对其进行反思批判，可以使读者更加深入的理解“王绪琴学案”。

　　反思表明，与其丈夫王绪琴剽窃本质相同，朱红《书评》是当代学术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的生动反映，朱红之所以敢于对学案“故意沉默”、“颠倒黑白”，所依仗者，不过“故意”的“体制”，可见当代中国大陆学术体质之混乱与疯狂。然而，最终衡量学术的标准并不是体制，而是历史，当历史的审判来临，所有学术垃圾注定难逃一死。故鞠曦先生常谓“学术是学者之生命。学者要将生命安顿在历史而非当下”，此当为学者之座右铭。

　　反思表明，朱红《书评》之宗旨，不过是“跪舔”——岂止是“跪舔”，简直是“恶舔”其夫王绪琴《气本》一书，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该书和王绪琴的“知名度”，名声大躁以获利，故《书评》开篇即是赫然入目的书名和价格介绍：“《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王绪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68.00元”——可见其唯恐天下不知该书，其体制故意与学者故意可见一斑！“楚王好细腰，宫娥多饿死”。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诺在《退出学界，答朋友问》一文中曾一语道破：

　　我对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体制和学术界已经完全绝望。我极其反感中国这种学术体制、这种学术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也极其反感那些学术明星和正在“成功”路上奋进和攫取的学术投机者。我不愿意再与他们为伍。【 】？
　　可见，朱红、王绪琴剽窃之举，表明其正是跪舔、恶舔体制、疯狂迎合体制学术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努力成为“学术明星”以“攫取”体制利益的“学术投机者”。
　　由于违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朱红《书评》悖论重重，处处是“真思隐去”之“假愚蠢言”。其《书评》第一段即言：
　　“近日仔细翻阅王绪琴教授所著《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一书，为书中的一些阐发所吸引。该书是对北宋初期儒学如何通过对《易经》的诠释进而建立理学本体论所进行的梳理和阐发。作者认为张载与程颐分别通过对《易经》的阐释重构了儒家的本体论，成为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为后世儒学开创了两种发展的路向。”【 】
　　《气本》一书已出版二年有余并发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王绪琴学案”，然朱红却言称于“近日”才翻阅其夫王绪琴的剽窃之“著作”，可谓立见其“假愚蠢言”。而以其“仔细”二字论之，可谓“真思隐去”，荒谬之至！既然朱红言称“仔细”，何以没有“仔细”《气本》一书的“重点”——因张程之“问题”，王绪琴已经否定了张程，进而以剽窃鞠曦思想的方式进行了第十章的写作。朱红之“仔细”，竟然没有“仔细”阅读赫然于《气本》一书扉页的“摘要”，其“仔细”何为者也？作为“仔细”之朱红，难道不知批判《气本》的文字已达50余万字？显然，此“仔细”不过是在“仔细”“拿捏”文字，以跪舔恶舔《气本》，“投机体制”而已。所以，为了这一目的，朱红所谓“仔细”，不过“假愚蠢言”，因王绪琴对《气本》一书所做的摘要完全否定了朱红的“仔细”：

　　但是，以张载和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也有其问题，在‘以经明道’的理论方式发挥经典以对抗佛老之后，宋儒的易学理论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传承了孔子易学的义理精神，他们训解的性与天道之学究竟是不是孔子之学的初衷，还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
　　可见，朱红的“仔细”不过既想逃避对其剽窃的批判，又想强推《气本》而已。

　　《书评》令人啼笑皆非之处比比皆是。如朱红翻译和发挥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之论“为学大益，在自能求变化气质，不尔皆为人之弊，卒无所发明，不得见圣人之奥。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她说：
　　人唯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自求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是外在的方法，虚心向善才是内在的方法，变化气质工夫坚持得越久，则气质之心就会越变得宁静空灵。所谓的“虚”，不是空虚之义，而是澄澈清通的意思，虚空清通则智慧生也，即如所谓“渣滓日去，清虚日来”，日渐返于天地之性也。“虚”是本体的属性，人能体会虚静，则能与本体为一。虚相对的是实，人心如果不虚而有实，则是充满私心欲望，就无法体认天道本体，因此“虚心”同时还是一种修养工夫，它与变化气质为表里体用关系，相辅而成。【 】
　　呜呼哀哉！此可谓无耻之尤也。试问：朱红和王绪琴的剽窃是“私心欲望”否？“虚心”否？难道先贤张载就是这样“变化气质”，“得见圣人之奥”即窃为己有！？可见夫妻二人之“假愚蠢言”，简直荒谬之至。而朱红刻意“粉饰”张载，罔顾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视孔子儒学而不顾，知正本之学而隐去，引导读者在“接着讲”和“照着讲”的逻辑漩涡中打转，可谓故意蒙蔽学人，使人们“丧失任何进一步启蒙、扩展认识、清楚错误并获得改善与进步的可能性，并由此累及后代，对他们造成伤害，因此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这种导致妨碍人类进步的做法”是“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而事实却表明：朱红在书院问学的过程中，已被鞠曦先生告知：

　　“后儒则因失落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学，加之‘儒道相绌’而排斥道学，所以根本未达‘超越’。尤其是第三、四期儒家（如牟宗三），其企图以西方哲学（康德哲学）打通儒学，则走了西化的路子，不但不可能打通中国哲学，而且曲解了中国哲学。他们又力图以对‘心学’的宗教性取胜，则更大错特错了。如果你的学问是为了求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么，则只能回到孔子儒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理路中，尤其要对于你的‘生命情调的超脱’进行‘超脱’，因‘超脱’决不是‘情调’问题，而是单纯的‘生命’问题，其是首要的学问之道——西方哲学直到海德格尔才明确了人是‘朝死的存在’。既然你已于‘乾坤一场戏，生命一悲剧’中理解生命，并想‘把精神上的启迪落实下去’，这已经上升到了《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系辞传》）对生命终极关怀的高度了，已经非常难得了。但如果要想真正突破‘同归而殊涂’，你的学术路子将相当艰难，这不是你的学历不够——学问可以逐步提高，而是出于你所在体制对这一问题的拒斥，体制因此而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甚至于高校中的自杀成了普遍问题。所以，如果真正对学术、对人类负责，首先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实现自我生命的超越，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有贡献的学者。否则，只能是为了五斗米折腰，最终既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所谓‘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两者本来是一家，现代出土的简帛文献越来越清楚的证明了这一点。始于汉代的‘儒道相绌’，实出于汉代之争——争正统争主流的儒道之争，显然已与儒道真谛相悖离。‘儒道相绌’出于后儒之伪，而原始道家则视孔子之学如同道学——道本来就是统一的，即使后世道家也不排斥孔子儒学，只是对后儒充满了批判精神。历史表明，后儒误解了孔子的思想，而孔子自己对此也有正确预见，“‘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帛书要》），表明了这一点。就原始道学而言，自魏晋玄学就步入了解释性误区，所以，我们于今天的学术任务不但要通过正本清源使儒道一统，而且就自己的修为而言，应当以‘内道外儒’为目标，由此才能内而穷理尽性、超越生命，外而厚德载物、平治天下。”【 】

　　即使朱红“故意”遗忘鞠曦先生的教导，朱红又怎能遗忘其与王绪琴通过剽窃发表于《哲学研究》上的文章《lt ；中庸gt ；与走出‘自以为是’》 ，因该文涉及了这一问题。然而朱红仍故意故意违背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接着宋儒”讲，刻意“吹捧”后儒，故其所谓“仔细”，不惜违背王绪琴的理论指向，深陷“体制故意”与“学者故意”而不能自拔。

　　朱红说：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的“为学”内容中，只有关乎道德的知识才是为学的唯一内容，这和西方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即美德”的内涵相似，在古希腊时代也认为，一切知识只是关于美德的知识。当然，在发达开放的今天，关于道德的知识早已不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知识了，它只是庞大知识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张载的工夫理论告诉我们，能够“变化气质”的知识必定是关于美德和良知的知识，这一点在道德意识日益淡薄的今天也不无启示。我们在追求知识的功用性目的时候，也应该适当关注知识的道德意蕴，知识的终极目的不过是帮助我们获得美好幸福的生活，如果它反过来会伤害到我们的美好生活，则必须加以警惕，只有人性的美好才能使得幸福更加长久【 】。

　　既然朱红也谈及“道德”“美德”和“良知”，并论“知识的终极目的不过是帮助我们获得美好的生活”，按其推定，只要通过《气本》一书即可实现“美德”“良知”和“美好的生活”。而问题则在于，朱红夫妻以其“道德”“美德”和“良知”，首先应回应诸位学者对《气本》一书的反思批判。若非如此，岂不是自欺欺人！其“美德”和“良知”何在！可见重要的问题在于，“坐怀”“剽窃”之行而大谈特谈“道德”，“欺师灭祖”而大言不惭“良知美德”，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恰如其份矣！

　　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朱红讲师，当知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对“粗俗文学”的批判，以马克思之“批判”反思朱红之《书评》，更“彰显”朱红之道德败坏。马克思说：

　　“十六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通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 】。

　　（注）朱红的《书评》就是这样的文章，面对《气本》一书恶劣的剽窃从而恶劣地破坏道德的行为，其“故意”视而不见而“宣扬仁义道德”，同时以其自身的剽窃行为“不断地将他们破坏”，显然将“宣扬道德”的“激昂之情”与“破坏道德”的“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起来”，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而“仔细阅读”，却又“忽视问题的本质”即《气本》存在问题，从而表明了朱红与王绪琴在道德问题上不过是如马克思所言的“道德上的自我安慰”，“信念上的愚蠢和卑鄙”【 】，从而不过是“用她那无耻的《书评》来掩蔽自己的不内行”【 】，不过更加无耻而已。


　　“万物莫不欲长生而亚死，会心者而台作《易》，和之至也”；（《帛书•易之义》）主体的价值取向是“贞吉悔亡”，故毋容置疑，人类之言行，自在承诺着对生命的安顿，从而也就自在承诺着趋吉避凶。故理论上而言，朱红、王绪琴之举，亦有此承诺，此即学术核心问题所以然也。然而，正如上文所言，“所学”究竟能否真正“为己”，却需深入地思考和探究，显然，“理性与命”是衡量学问能否真正为己之坐标系。陌生于鞠曦思想之学人，恐需时日加以分辨，然对于从师近二十年的入室弟子王绪琴和朱红，却故意违背历史与逻辑统一而“假愚蠢言”。当然，究其实质，并非难以理解，王绪琴不过是将价值取向定于形而下，委身于体制，从而剽窃师学而投机体制而已。相比之下，朱红之举，更加荒谬，仅站在《气本》一书立场而言，朱红《书评》对后儒刻意吹捧的做法，反而扯下了遮在王绪琴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荀子•宥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反思表明，与王绪琴剽窃（盗窃）相比，朱红《书评》影响更为恶劣。《书评》的做法“成功”地将“人之恶者五”全部囊括一身，可谓邪恶之极也！


　　四、结语

　　思想史表明，为了化解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问题，人类孜孜不倦于理性的思考和探索，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哲学思辫，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的思想财富。而以鞠曦哲学的方法论——承诺推定法对人类的思想进行推定后发现，失望与希望同在，遗憾与激情并存，而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早在孔子易学之中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却因“‘以易疑丘’‘ 知丘罪丘’‘ 惭枝游屈’”【 】的易学问题而失落至今，令人不禁感慨人类理性走过的弯路，如今，孔子易学虽由鞠曦先生正本清源后外化为“形而中论”哲学，并与鞠曦先生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中和贯通，两者虽可以解决人类遭遇之问题，却仍因“体制故意”而不能自在地传播，从而不能收化成天下之效。

　　故鞠曦先生常言：“文化化成易，体制化成难”。究其缘由，即本文开篇所言由“体制故意”导致的“理性蒙蔽”，理性的“自由”被“体制故意”解构，进而更使“启蒙”难以推进。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思考与鞠曦思想的承诺与推定统一。“他（康德）把自由作为启蒙是否可能的条件”，指出“只要允许公众具有自由，则他们的自我启蒙就是和可能的。不过，在现实的情况下却是到处有着对自由的限制”【 】。因此，康德“明确反对教会组织及其神职人员新手某种不变的教义，并据此对人民进行监护乃至使这种监护永恒华的权利。”在他看来，“如果宗教形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没有人能够加以公开怀疑的统一体制，那么这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在于，他会使人类整个时代丧失任何进一步启蒙、扩展认识、清楚错误并获得改善与进步的可能性，并由此累及后代，对他们造成伤害，因此这是绝对不容许的。”【 】康德“甚至把这种导致妨碍人类进步的做法视为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因为进步是人性的一种天职”。故应当认为， “体制故意”固然影响了整个学术生态，而“学不为己”之“学者”以“曲意逢迎”则进一步纵容和加剧了“体制故意”。按鞠曦哲学“存在的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存在逻辑”之推定，人类是“存在的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主在的时空统一”，故“去被存在”乃人类与生俱来之“主体性”。而“体制”显然是“去被存在的存在”——“体制”的属性亦是“去被存在”，此乃“体制”的“合法性”所在。但是，失缺“去被存在的存在”的“体制却在本质上使生活于其中的主体成为“存在的被存在的去被存在的被存在”，而“道德沦丧”的学者“曲意逢迎”“故意”的“体制”，通过所谓的“思想成果”使自己和他人陷入更深一层的“被存在的被存在”，从而导致“启蒙”驻足不前。故康德大声疾呼人类要有道德责任感，奉行道德责任，甚而不惜为之作出牺牲。惟其如此，人类的理性才有可能自由地“翱翔”，从而不断地得到反思、启蒙，最终走向“理性与命”。

　　以历史的眼光放眼望去，我们确处于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也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时代的浪潮已把我们这一代的学者推向学术思想之巅，让我们秉持“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真正的为“己”——理性与命，才能够不辜负这个时代，贞元人类学术。

　　我辈学者，奋身而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