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绪琴学案”是长白山书院发展史中影响深远之大事件，此事件之发生正逢书院日益发展壮大，学术影响日增之时。何以此时会发生如此事件？何以此事件会以如此之方式发生？将之纳入古今交汇，现代文化正在走向终结，传统文化正在谋求复兴之当下历史时空境遇之中进行文化反思，可见此事件之偶然性背后内含着的古今文化异质交锋的逻辑必然性。深度反思，可见古今文化不同之天命与本性，可见传统文化传承之艰难，为有志于传统文化复兴之士所当警醒。

　　一、“王绪琴学案”突显古今学术宗旨之差异

　　将“王绪琴学案”纳入思想史的时间与空间交汇的坐标之中，首当反思长白山书院何以会在如此历史时期发生“王绪琴学案”？或者说，“王绪琴学案”何以会在如此历史时期发生在长白山书院？将之纳入古今异同的历史时空结点，就可以从看似偶然之事件表象中发现此乃古今学术差异所导致之必然性逻辑进路。
　　何以言此？因在当今时代，长白山书院之学术与鞠曦思想实乃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之真正代表，实乃中国传统学术之当代表现形态，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具有先天本质差异与理路冲突，这就使长白山书院之学术与鞠曦思想在现代学术体系与话语系统中显得独树一帜，并在彼此的交流之中产生学术宗旨、思想理路与价值取向的矛盾和冲突。当长白山书院之学术与鞠曦思想还未产生广泛影响之时，这种矛盾与冲突还处于隐遁状态，而当现代文化已经走向全面终结，历史车轮已经发展到呼唤中国传统文化之复兴，整个中国乃至世界都在寻找人类文化的未来之时，长白山书院的学术与鞠曦思想的存在意义就彰显出来，也使长白山书院学术与鞠曦思想所代表的传统儒道文化所具有的区别于现代学术与文化的独特个性日益突显出来，这种传统学术的独特个性与现代学术的差异碰撞到一定程度就以矛盾和冲突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种矛盾和冲突虽发生在现代学术环境之中，却不属于现代学术范围之内的争端与分辨，而是突显出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本质差异，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故而在当下这个传统文化追求复兴的时间结点上，在长白山书院已找到传统文化复兴之路径这个空间结点上交汇成了“王绪琴学案”的表现形式。
　　故“王绪琴学案”不只是一个独立的历史文化事件，而且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的历史结点的思想史意义，其标志着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主体性已经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挺立起来，已经开始挑战现代学术与思想“自以为是”的理论宗旨、研究方式、价值取向与话语霸权。
　　而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本质差异何在呢？在于学术宗旨不同。中国传统学术以道统为中心，以学统与道统之互动为主轴，学统以载道为目的，道统以学统为承载方式，通过学统使道统得以传承。而此道统非某一人、某一学派之道统，而是整个中华文化共同之道统，故中国学术史上虽有百家争鸣，却非百家之学各立道统，而是在学术宗旨与价值取向上共尊同一道统，只是各自对此道统的认知与阐释不同。故庄子言：“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也就是说，在道统意义上，百家之学并不是现代学术所歌颂之学术繁荣，而是对中华道统之撕裂，使“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而后世董仲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宋明理学与心学之道统再造都是在此“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历史文化逻辑下的思想歧出，而不是真正找到或回归了中华道统。
　　而此中华道统之核心何在呢？长白山书院学术理路与鞠曦思想已经揭示此中华道统就是由孔子作《易》所阐释的“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生生之道”。此“生生之道”就是由《易》哲学给出的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之本体论承诺，支撑起传统儒道之学的整个生命哲学体系，故由“易道生生”对生命安顿之承诺可知传统文化就是生命的学问，由“生生易道”之“穷理尽性以至於命”可知中华道统之核心就是生命之安顿。故不解《易》则不知中华道统之所在，不知《易》则不知传统儒道文化之生命本质。孔子通过作传解经之方式，已经将中华道统承载于《易经》一书之中，故孔子身后传承中华道统之关键在于能否理解《易经》一书，先秦诸子与百家之学之所以造成“道术为天下裂”，即根源于无人能够理解和传承孔子易学。不知《易》当然不知由《易》所承载之中华道统，不解《易》必然错解中华道统。反观思想史，董仲舒以《春秋》为本而使儒学为政治所用，宋明诸儒以《四书》为本而别立道统，当代以蒋庆为代表之政治儒学又是以《春秋》为据，最近新兴之“康党”又以“康有为主义”为宗旨，无不是在孔子易学之外进行儒学研究，也就是在中华道统之外进行创新式研究，实乃所思愈深，离道愈远。
　　正因为孔子易学承载着中华道统，长白山书院之学术与鞠曦思想才以孔子易学为核心对传统儒道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回归传统儒道之学的本然面目。故长白山书院之学术与鞠曦思想不是现代学术范式意义上的思想创新与理论发展，相反恰是一种思想上的返本归源，不是向外思索的理论寻求，而是面向家园的理论回归。也就是说，鞠曦思想并不是一种现代学术的理论创制，而是对传统儒道文化，对孔老思想的回归。鞠曦思想只是为孔子与老子代言，鞠曦思想的诸多命题与思想理路完全是“以易为宗”的传统儒道思想的现代话语表达，而不是在现代学术范式意义上的思想创新。鞠曦思想之学术意义不是开创出一套全新的思想理路，相反是回归到中国传统儒道文化未被分裂之时的本真状态，故而鞠曦易学并不是鞠曦对《易》的独特解释，而是对孔子易学的当代表达形式，故鞠曦对自我学术的坚守实质是对孔子与老子思想的坚守，对孔子与老子思想之坚守实质是对中华道统之坚守。故“王绪琴学案”之本质不是思想归属与著作权之争，而是为维护与坚守中华道统而与“道术为天下裂”之现代学术弊病进行思想与学术斗争。
　　故对长白山书院之学术与鞠曦思想的研究要遵循传统学术的研究范式与标准，即以传统文化的道统与学统为中心，谨守师承，以传承鞠曦思想与学术为本，而不是谋求自我之思想创新。因在传统学术范式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二而为一，故对师承之谨守，实为对道统之坚守。故长白山书院之学术内涵就是对鞠曦思想之研究，就是对孔子儒学与老子道学本真义理之研究，从而只有传统思想之回归，而不存在现代思想之发展，更不存在现代思想之人为创新。此为中国传统学术特点之所在，与西方思想“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价值追求具有本质差异。因西方学术没有道统，更与生命无关，故任何人皆有权利创新学术，并以创新为学术之价值追求，其学术之合法性只在理论之证明，而不须生命之实证。而中国学术是生命之学问，生命只有本质，没有创新，亘古至今，此即为道之永恒。而生命之学问只有由师者之生命来证明，才能获得其作为真理之合法性，故“正因为吾爱真理，所以吾更爱吾师”。因任何理论都没有自在的真理性，只有实证于吾师生命之中的学问才获得其真理之可靠性，故师与道合一，尊师即为重道，重道即当尊师。故传统学术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不是向外创新学术，而是面向生命之道的思想回归，不是谋求与发展自我的理论独创，而是谨守师承之唯一思想宗旨。
　　与传统学术相反，现代学术不以生命安顿为中心，而是以创新为中心。而所谓创新，实乃没有中心之盲目发展，也就是后现代所言之“怎么都行”。如此之学术完全与生命无关，故可为理论而理论，为创新而创新，而不求理论与创新对于生命之效用，甚至让生命被理论与创新所裹胁，伤生害性而不止。而现代学术所求之创新既然远离生命，那又求向何处呢？显然就是由理论创新所带来之名与利，此名与利因能满足生命外在之欲望需求，故成为激发追求与生命无关之学问与学术之原动力。这不只是现代学术的存在特征，而且是整个现代文化之本质特征。现代文化之整体结构就是以物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从而完全在生命之外运转。这种物的文化与生命联接之渠道就是名与利，通过对名与利的追求诱使现代人投入到物的文化创制之中。故现代学术的理论创新本质上就是名利之求，所谓“为学术而学术”只是掩盖名利之求的外在表象而已。正因为现代学术与生命无关，所以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学者作学问的动力来源只能是职称、课题经费等名利刺激，学问自身已经失去了对于生命投入的直接吸引力，从而学者也不再对学问负责，只要能获得名利，就不惜伪造学术，甚至剽窃学术。
　　在古今学术差异的对比之下，可以反思“王绪琴学案”缘起之时代动因。王绪琴作为当代学者实具有双重学术身份，作为长白山书院弟子，本当以传统学术标准与范式研究鞠曦思想，以传承鞠曦思想与学术为己任，以实现对传统儒道思想的本源性回归而安身立命，教化世人，风化社会。但作为当代学者，王绪琴还有另一重学术身份，就是体制内具有学术职称的文化学者，而现代学术的特质就是通过追求思想与学术的创新与发展，来获得体制所赋予的学术地位与相关名利。王绪琴显然没有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进行清晰的划分，从而没有严格遵循二种不同学术范式的不同要求，而且在力图将二种异质学术混同起来进行研究，从而产生“王绪琴学案”的问题。
　　具体说来，就是王绪琴是以现代学术范式的创新精神与发展理念来研究作为具有传统学术特质的鞠曦思想，力图在鞠曦思想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创新与发展，以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鞠曦思想发展成为自己的理论创新与思想创制。这在现代学术与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上没有问题，而且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识性要求，但鞠曦思想不是现代学术范式下的理论创制，而是在传统学术范式下回归孔老思想宗旨与儒道思想本源之后当代化理论表达，故鞠曦思想本身并不是理论创新的成果，而是对传统儒道思想回归的成果，其理论进路不是外放的学术追求，而是面向生命本身的道统回归。其概念系统、思想进路与理论体系已经形成一个闭锁的生命哲学系统，使哲学完全内化而消亡于现实的生命修炼之中，所以鞠曦思想作为完备的生命哲学体系已不允许再进行任何额外的发挥与创制。愈走进鞠曦思想，愈理解鞠曦思想，愈会使思者于“形而上”内化，使外在之哲学形式消亡，使作为理性形态的所有理论走向终结，而进入真正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存境域，“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易·恒·彖》）。
　　所以鞠曦思想与孔老二圣昔年的“述而不作”与“大道无言”一样，天然拒斥任何“自以为是”的理论创新，任何所谓的创新与发展都只是庄子之言之“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的进一步发展。故鞠曦思想作为传统学术所具有的道统传承性与作为生命哲学体系的义理自恰性已经不容许任何他者的思想再对之进行创新、发展和发挥，这就使王绪琴在现代学术范式下对鞠曦思想创新和发展的努力面临无法破解的困境与难题。所以在《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1一书的第十章中，王绪琴虽在现代学术范式下力求在鞠曦易学思想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在行文中力求用自己的语言与思路对鞠曦易学进行再阐释，但最终所成文章还是无法走出鞠曦易学思想体系的逻辑架构与理路规范，以及文中运用的“损益之道”、“本体和中”、“天人合中”等许多鞠曦易学的专有概念与范畴已经是欲以当代哲学理性回归孔子易学的生命原理所无法绕开与刻意回避的理论要点与思想路径。而这就决定了王绪琴的理论创新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在客观上运用了鞠曦易学的思想理路与学术成果，又自以为已经做了理论再造与学术创新，从而没有明示或不承认这一章的学术成果归属于鞠曦，只是在《后记》中说“本书最后一章（第十章）就是主要受其（鞠曦）启发所得”【①】，这就造成了学术抄袭与剽窃的嫌疑，从而导致“王绪琴学案”的发生。

　　二、“王绪琴学案”突显古今学术传承方式之差异

　　“王绪琴学案”之发生还从学统方面突显出古今学术传承方式之差异。中国传统学术以道统为中心，学统以道统传承为职志。学，学道而已；统，统于道而已。学统没有道统之外的独立性，亦没有道统之外的独立传承方式。这就使任何学者都以道统传承为使命，而没有现代学术所追求的学术个性与独立性可言，因其求学之目的不在于宣示自我，更不在于标榜自我，而是意在求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求道者意在成为道之载体，而此道乃生生之道，乃生命本质之道，为天下有生之灵所共有，非一己之私人所独具，故此道人人可求，人人可得，又人人共通，非你之道别于我之道，而是你之道即为我之道，我之道即为他之道。故此生生之道统实乃大私而大公，只能自我求取，故为大私，而此道又人人可得，故为大公，实乃庄子所言之超越于一切对待之上之“道通为一”。
　　故如此之生命学问只能为求道、修道、得道者所有，必然在表现形式上为一人之学，一己之学，如孔子之儒学、老子之道学，但无论孔子之儒还是老子之道，都是生命之学，此为其共性与大公之处。因生命属于每一个体，从而安顿生命之学问必然是“为己之学”，故孔子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但因生命具有共通之本质与品性，则“为己之学”作为生命之学问，必然能够发于一己而行之于众生，故能“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如此安顿生命之学术在思想理路上必然是以道统为核心，而在传承形式上则必然是以师承为核心，因传统学术之师者乃“传道、授业、解惑者也”【②】，师乃道之载体，无道不可以为师，不传道亦不可以为师，故师者非人人可为，乃具有特定道统传承之本质规定性。故传统学术传承首重师道传承，而不是学术研究，因在传统学术范式中要求学术必扎根于生命之中，必能践行于现实生命之中，而此践行首先要实现于师者的生命之中。故传统学术之中要求弟子“亲其师，信其道”，非盲从之谓也，而是此生命之道已经见之于师者的生命践履之中，故而使弟子能亲之、信之，并从而尊之、学之，又“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而能践行之。
　　故传统师承关系在弟子对师者的尊信之中必然在外在表现为一种弟子对师者的紧密依从与充分信任关系，而在现代学术追求创新与自我发展的范式框架下看来，这分明就是一种思想盲从，甚至表现为一种弟子对师者之人身依附，似乎完全没有学术自我，没有学术独立性与创新性，没有学术发展之可能性。但站在生命为本的学术立场上，这正是传统学术之优秀特质，理论与学术只是为安顿生命而作，从而理论本来就处于生命之从属地位，而有益于生命的理论也必然在安顿生命的过程中内化于生命的践行之中，而消弥其外在之理论形式。而师者之生命则是此内化之生命哲学的外展形式，是此生命哲学体系的现实表达方式与状态，故对师承的尊重与坚守恰是对此生命哲学的真正领悟与传承。
　　而现代学术既然追求创新，自然没有传承可言，从而现代学术不必讲师承，也不可能讲师承。不讲师承则自然不重师道，师者不过传递知识之工具，所以现代学术范式下只有学者之间的交流与竞争关系，而没有传统的师道尊严与师弟子学术传承的紧密关系。所谓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只是由知识传递所建立起来之偶然联接，学生总是力求在既有知识传递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才能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构成老师与学生之间事实上的竞争关系，却无法构成甚至无法理解传统学术师弟子之间的道统传承关系。
　　前文已经论述，王绪琴没有按照传统学术研究范式对鞠曦思想进行回归生命本质的内化性研究，却以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力图对鞠曦思想进行创新与发展式研究，那就意味着王绪琴虽是长白山书院弟子，却没有真正理解鞠曦思想作为传统学术研究成果的生命特质，更没有将鞠曦思想内化于自己的生命之中，从而就不会有对鞠曦思想的深切体认与切实感悟，更不会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传统师承关系中弟子与师者生命的一体贯通。所以王绪琴虽然对鞠曦思想与学术具有很大的尊重并师从之，但其并不是在传统学术研究范式与师承传道的生命意义上的研究，而是在现代学术研究范式下力求创新与发展的对象化研究。从而在事实上，王绪琴并没有真正将自己放在长白山书院弟子的学术身份上对鞠曦思想进行研究。此点从王绪琴《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一书第十章的写作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此章内容完全按照鞠曦易学的理路展开，但在行文之中却没有明示自己的鞠曦弟子身份，在《后记》的致谢之中明示了自己的博士导师、博士后导师，却没有明示鞠曦先生是自己传统学术的授业恩师，没有表明自己是鞠曦先生弟子的学术身份。如此就只能表明其不是以长白山书院与鞠曦弟子的身份写作此章书，此章内容也不属于传统师承关系之下对鞠曦易学的传承式研究，从而在名义上完全归属于王绪琴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样就完全掩盖了此章内容归属于鞠曦易学的学术事实，从而导致“王绪琴学案”的发生。

　　三、“王绪琴学案”突显传统文化复兴之现实困境

　　“王绪琴学案”让人警醒，传统文化复兴之路绝非一片坦途，当前国学热中各种传统文化复兴进路都实乃披着传统文化皮毛之现代文化变种。现代人已经习惯于现代学术范式与学术环境，并站在今必胜古的前定价值立场上认为传统学术已经不适合于现代，并力图以现代学术范式改造传统学术。而古今学术之异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不同路向，都使现代学术范式下的传统文化研究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不按照传统学术范式进行研究，其研究成果自然达不到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处，其复兴起来的传统文化也不是真正的传统文化，而由此带来的一切问题却又都是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名义下产生，从而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传统文化自身的问题。如此才会有“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口号成为传统文化研究中不可置疑的公理。故在当代要复兴传统文化，就不得不面对并突破由现代文化与学术造成的现代性困境。
　　首先是传统文化复兴遭遇到现代文化与现代人生命迷失的巨大挑战。如何唤醒现代人的生命觉醒，如何唤醒现代文化对生命安顿的关注，是复兴传统文化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现代文化是远离生命的文化，现代人一方面自觉并痛恨着这种远离生命的文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在另一方面却固执于现代文化的进步迷梦，或者拒斥传统文化的回归，或者力图以现代文化改造传统文化。而无论哪种方式，都使现代人迷失传统文化之本源，沉沦于现代文化的物欲迷雾之中，遗忘生命之本真，纵然知晓现代文化之病症所在，亦难以从中自拔。
　　从“王绪琴学案”来看，王绪琴作为长白山书院弟子，本当以“内道外儒”为志向，以孔子易学“穷理尽性以至於命”之学术理路安顿自身生命。因其正是因为知晓长白山书院之学术与鞠曦思想真正传承了传统儒道之学的“性与天道”，能够解决现代人的生命安顿问题，才拜在鞠曦门下，成为长白山书院弟子。但王绪琴又作为体制内文化学者，显然受缚于现代文化的学术研究范式与相关价值追求之中，而无暇顾及自己的生命安顿，在学术上也没有从自己的生命安顿出发，从而将自己的学术精力投放在体制内的学术研究之中，而弱化自己作为长白山书院弟子所承诺的价值追求与所应担当的文化使命。故其虽然明知长白山书院的学术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鞠曦思想是解决现代文化问题与困境的有效路径，但在面对长白山书院的传统学术与体制内的现代学术二者的不同路向选择之中，还是选择了体制内的现代学术路径。也就是说，在生命与学术的关系中，王绪琴以现代文化与学术的研究范式将学术与生命相分离，并为了学术而遗忘了生命。而在《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一书第十章的理论著述中，又混淆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本质差异，结果既没有严格遵循现代学术范式对思想归属权的规范标准，明示思想理路来源与诸多概念范畴与理路进路的思想归属，又没有遵循传统学术对师承关系的严格要求，明示自己是以长白山书院与鞠曦弟子的身份改写其博士学位论文及增加第十章而出版该书，最终导致“王绪琴学案”的发生。
　　其次是传统学术的师承关系遭遇现代学术环境的巨大挑战。传统文化是由现实生命建构的文化，而不是理论推衍出来的文化，故传统文化的传承只能由师徒私相授受，在生命的直接交流与传递中才能真正领悟到传统文化的真谛。而现代学术与文化已经斩断学术与生命的联接，完全遗忘生命，只进行文本与理论的推衍与传播，造成对传统文化复兴之路的天然障碍。
　　现代社会的思想与学术环境日益复杂，现代人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也不再单纯，在物欲横流与人性纷乱的双重变奏中，现代学术早已经不是净土，且愈向前发展愈走向难以改变的极端。故现代学术急须向传统学术的回归，这也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解决现代文化走向全面终结的现代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在现代学术体系内部，虽然现代学术以自我反思的精神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宣布“上帝已死”、“哲学的终结”、“主体性的黄昏”等现代文化性质判定，但只要面对传统学术与文化，现代学术与文化又会固执于今必强于古的学术迷信，拒斥回归传统学术，仍然期待于在现代学术范式与理路构架内解决问题。而在立志于复兴传统文化的学术群体之中，也少有人真正遵循传统学术研究范式而以生命体证学问，将学术与生命真正合一，过一种符合传统文化特质的生命与生活。如此融不进生命的学术研究就无法在老师与弟子之间建立起传统学术的师承关系。所以在现代学术的纷繁乱象中，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师承关系早已无法存在，师不载道，学不求道，学校教育只是传递，或者说售卖知识的场所，师与生之间只是偶然地相遇与交换关系。失去了传统文化的土壤，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性命宗旨，现代人即使在形式上拜师、求学、问道，也不能真正达到传统学术以生命之道相传承的本质。
　　从“王绪琴学案”可知，王绪琴虽拜在鞠曦门下，在学术身份上成为长白山书院弟子，但其并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师承关系有深切理解与领悟，尤其对传统文化老师与弟子之间的学术传承关系没有真正理解。其在给鞠曦先生信件中说：“即便这么多年，听课学习，受您启发，但是，并非说我是书院弟子就必须要严格以您的定义为准，……总可以有我自己的理解吧。”【③】这是对传统师承关系的典型错解，也是典型的现代学术思维方式，现代学术鼓励个人的创新与发展，总是要追求“我自己的理解”，而传统学术是道的思维，任何人都要以道为尊、为本，任何“我自己的理解”都是“自以为是”【④】，都是造成“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主体性原因，弟子之所以要拜服在师者脚下，就是因为师者有道，师是道之载体与代表，故拜师不是拜一个他者，而是拜自己的生命之道，求师是求自己的生命之道，通过拜师求道而消除“自以为是”，在形式上恰要消解“我自己的理解”，而是以师者之理解为自己的理解，才能真正求得师者之道，而师者之道就是我自己的生命之道，真道只有一个，这是在传统学术中拜师求道与求道拜师之理据。故从事传统学术研究就是要消除“我自己的理解”，消除“自以为是”，才能在师者引导下回归生命之道的本真。

　　四、“王绪琴学案”之文化启示

　　面对上述分析之问题，可以理解当代的传统文化复兴之路漫长而艰难，“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传统文化复兴之关键在于找到回归传统文化生命之本的理论路径，而其前提则在于现代人之生命自觉与文化自醒。
　　应当认为，长白山书院之学术理路与鞠曦思想已经找到了回归传统文化生命之本的理性路径，但是，如果没有对自我生命之真正自觉与自醒，纵使接触并了解这一理性进路，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一理性之生命与文化意义，更无法将之纳入自己的生命系统之一，真正滋养自己之生命。
　　而在另一层面上，凡立志求道者，没有对现代文化远离生命的问题与病症的深刻认知，并对现代文化的物欲与名利之情有真正的“断舍离”精神，则无法真正走入传统儒道哲学的生命之道之中，妄图二者兼得的价值取向必然造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冲突。其解决之道只有将传统文化的生命之道放在价值在先之首位，安顿自己之身心性命之后，再以得失随缘之精神吸附外在之名利，如庄子所言之“行其所不得已”，如此之名利之得才是真正归于自己所有，而没有外在得失之忧患，此为传统文化之研究与践行者尤当警醒之处。
　　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式上，必须深刻体认传统文化作为生命文化之本质而以力行为先，理论研究只是自我生命修养方式之辅证，从而必须摒弃现代文化的对象性思维与研究范式，从理论创新与著书立说、扬名立腕的迷雾中解放出来，从理论研究转为生命践行与修养，使自己真正获益，以身证道，以身行道，使传统儒道之学复活于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状态之中，从而证明所做学问之真理性，并自然产生以身传道之效用，使人信其道而求其学，知行合一，言传与身教一体，此方为传统文化之真学问、真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