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绪琴“剽窃大法”三探——“形而中论”的剽窃与辨析

　　万 靖
　　山西太原鞠曦思想研究所

　　前 言

　　“当一个人面临剽窃指控之后，他的反应不外以下四种：（1）反制。例如，提起名誉权诉讼，声称自己受到诽谤。（2）辩解。例如，将责任推给第三人，声称助手寻找资料时有疏忽，出版社催要稿件太急，多次查找出处未有结果，诸如此类。（3）沉默。不发表任何意见，静待负面影响消失。（4）认错。如果真的存在剽窃，认错是最好的选择，一个人可以通过认错去证明了他的勇气和诚实，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1】。自“王绪琴学案”发生以来，面对诸多学者对其剽窃的批判反思，显然，王绪琴“最好的选择”是应当“认错”。但是，我们看到，王绪琴的态度却颠覆了上述四种反应：他没有反制、也没有辩解，更没有认错，而是选择在公众场合不发表意见，保持沉默，似乎是以“静待”消解“负面影响”。而与此同时，私下里却向多人、多方辩称“自己的学术没有问题”，并托请学者“封嘴”。其实，之所以王绪琴没有按《百度百科》作出剽窃的四种反应，乃因事实俱在，其心知肚明而又想坚持错误、力图蒙混，故表面不做回应，装傻充愣。问题表明，无论其回应与否，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王绪琴学案”不但引起了学界关注从而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而且以其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亦必然进入历史，而历史亦必将给予公正的评判。
　　关于王绪琴之剽窃，事实已然清楚，一篇即足以辨明，不用多辨。然何以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批判论文？因为要还鞠曦易学与哲学之本真。问题表明，王绪琴实质上是以鞠曦易学思想对张载和程颐的易学进行了梳理，但却因其剽窃而心虚，从而在诸多关键环节未能进行详细而必要的逻辑论证，致使鞠曦易学概念范畴在王绪琴的行文中变得突兀漂移、逻辑混乱，结论牵强，从而误导了读者。这样的“学术成果”，实则是对天下公器的侮辱和践踏。梅寒在其《lt ；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的易学本体论及其问题gt ；的lt ；咸gt ；卦之误——与王绪琴先生商榷》中说:“王绪琴先生的新书《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的易学本体论及其问题》明显是沿着鞠曦先生的治学理路往下进行，但是对鞠曦先生思想介绍的吞吞吐吐，令人费解。而且还有很多主要观点阐释的有“鞠曦易学”的里子，但是又披上一层“王绪琴易学”的皮，而且这层皮显然陷入了“惭枝游屈”的历史误区之中……该解读明显按照鞠曦先生《易道元贞》的理路，但却私自窜改导致内部逻辑无法一贯”【2】。诚哉斯言也！
　　本质上，王绪琴《气本》一书是在鞠曦易学哲学——“形而中论”的框架下完成的，但剽窃的思想理路使其在行文中始终不敢让“形而中论”正大光明的出场，而是以粗疏简劣的方式——因剽窃而不能论证，故以不显眼的方式——在注释中引入“形而中”这一概念，以掩耳盗铃。更为重要的是，王绪琴为了剽窃设计了这样一个逻辑：为阐释“工夫论”而引入，而不是按照鞠曦易学的方法论与逻辑进行推定，从而肢解了“形而中论”。
　　黑格尔说，“当精神一走上思想的道路、不陷入虚浮，而能保持着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它可以立即发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3】。黑格尔在此申明了方法论对于指导思想和把握实质的重要性。王绪琴在《气本》一书中对鞠曦易学概念范畴的使用，无不暴露了由于剽窃而不敢遵循鞠曦易学的方法论，而鞠曦易学思想是严谨而“一以贯之”的体系，其“肢解”必然会破坏鞠曦易学的形式与逻辑，进而导致《气本》的思想陷入虚浮。
　　较之于黑格尔，鞠曦先生关于思想理路的论述更加清晰：“正确的思想理路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思维方式与概念范畴的统一，只有以这样的思想理路进行思想，才能实现思想推定的统一性，使之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理路既可用于思想理论的解读，也可用于思想理论的建构，因此称为‘理路推定法’。‘理路推定法’是避免思想理论矛盾的有效方法【4】”。毫无疑问，王绪琴的思想理路没有遵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其虽然使用了鞠曦易学的概念范畴，内容却是以篡改的方式填充，故而藏头露尾，致使所剽窃的概念范畴与本来蕴含的意义相悖。
　　被王绪琴剽窃篡改的鞠曦易学——与“形而中论”相悖几多？下文详述。

　　一、王氏剽窃形而中论的出场方式与宗旨

　　虽然王绪琴的《气本》一书是用鞠曦易学哲学——“形而中论”对其博士论文梳理后才得以出版，然而其却以剽窃的方式背叛了“哺育”他的“形而中论”而使“形而中论”肢解。事实表明，《气本》一书“形而中论”的出场显得十分“窘迫”，王绪琴是在什么情况下引出“形而中”这个概念的呢？他说：
　　“进一步，如果我们从工夫论的角度深入细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实践过程，可知：‘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5】。必须指出，“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一句，王绪琴剽窃于鞠曦先生的著作《易道元贞·自序》【6】，原文为：“余尝曰：遍览道儒释，尽在《说卦》中。立论所以，盖《说卦》于‘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洁尽精微’，真善美之至矣：言约而意深，道显而不彰，‘微显阐幽’是也；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理法体用之妙，‘其旨远，其辞文’是也”。无独有偶，鞠曦先生在《lt ；易gt ；与新传统主义》一文中也有相同阐述：
　　“由於不解以《说卦传》为纲的中和贯通的《易》学思想原理，不但曲解了《易》经，而且使儒学的思想体系支离破碎。《易》思想原理的中和贯通，不但使《易》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而且转化了《易》的神道设教，使原本卜筮之《易》成为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形式。《易》于“形”穷理，于“神”尽性；穷理于形而下与形而上，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者，道生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者，立以道德、伦理、政治、经济、法律、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者，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穷神知化，超凡入圣（此形而上不是所谓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可见，孔子儒学“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思想体系，乃“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思想结晶”【7】。
　　上述表明，如何“穷理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鞠曦先生已于《lt ；易gt ；与新传统主义》一文和《易道元贞·卷五》论述的非常深刻和详尽【8】。然而，王绪琴在《气本》一书的223页论述《说卦传》的重要性时，为了“辅证”其“重视”《说卦传》的“英明”，仅以“现代学者鞠曦先生则非常重视《说卦传》”【9】云云引用了这段结论性质的推定，对于鞠曦先生的如何推定出这些结论的具体论证，王绪琴则以“我们”、“我们从”、“如果我们”等指称主体，即主体王绪琴所做的论证，而这些内容则脱离了鞠曦易学的逻辑从而表明其是王绪琴的创新，故对鞠曦易学早已解决了其论证的问题则只字不提，其中间杂论证张载、程颐之误，以掩人耳目，佐证自己。所以，王绪琴以“工夫论”引入“形而中”，又故技重施而不加文献标注，这就给读者一种误导：鞠曦先生只是重视《说卦传》，而真正发现“形而中论”之“工夫论”的人却是我王绪琴。纵观全书，王绪琴不止一处采用了这样的手法，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不过如此而已。（对此，余后续的批判文章将继续证明王绪琴的这一剽窃手法）。
　　而在此之前，王绪琴对“形而中论”未有只字片语的论述和交待，此处引出，只因必须以“形而中论”中的“损益之道”所承诺的“工夫论”以论证“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情势显得十分窘迫。虽然窘迫，却难不倒身怀剽窃绝技的王绪琴。窘迫之后，他马上“淡定”下来，“不慌不忙”地在240页的最下方以注释的方式论证了“形而中”：
　　“由《易》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知，形而上为道的层面，形而下是器的层面，而认识和把握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主体是人，人以‘中行’而知天地，《易》对其而不显，我们且以‘形而中’的概念把主体之人外化出来”【10】。请读者注意：王绪琴这里使用的是“我们”——“我们且以‘形而中’的概念”，可见，“我们”在《气本》一书的主体性只能是王绪琴，其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形而中”窃为己有。
　　简单分析即可发现，王绪琴所谓“我们且以‘形而中’的概念把主体之人外化出来”，是剽窃了鞠曦易学的“形而中者谓之人”【11】。而王绪琴使用的“形而中”“损益之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天人和中”、“外化”等命题无一不是剽窃于鞠曦易学哲学——“形而中论”，尤其“外化”这一概念，更是鞠曦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王绪琴身为鞠曦先生多年的弟子，深明鞠曦易学。既然《气本》一书对张载和程颐的易学本体论所作的梳理是以“形而中论”的理路进行的，王绪琴应当首先说明“损益之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精义入神”、“天人和中”及“卦序”等概念都源于鞠曦易学的“形而中论”，可是王绪琴并没有这么做，其“形而中论”的出场，是为剽窃而设计的论证方式——工夫论中涉及到的形而中之主体性超越，即主体超越形而中达到形而上的操作方法和进路，故必须使用“形而中”概念，否则便无法接续后文，以维持表面行文的“一贯”。所以，王绪琴在此种方式引入“形而中论”，完全是由其剽窃的思想理路导致的。因此，对鞠曦易学“形而中论”的相关内容进行必要和详实的阐述，并将王绪琴剽窃的“形而中论”与之进行比较，无论是对于“王绪琴学案”的批判反思还是理解鞠曦易学都是十分必要的。届时王绪琴剽窃的思想理路，则一览无遗。

　　二、鞠曦易学思想——形而中论的哲学基础

　　关于鞠曦易学，孙铁骑先生早有评述。为让读者明晰鞠曦易学的哲学基础，特引述如下：“鞠曦易学的逻辑起点并不是重整国故意义上的对《周易》经典的当代解读，而是在追溯中西哲学史的源流与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拷问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问题。其问题意识的原点是西方哲学的终结与中国哲学退出历史舞台的双重变奏所带来的中国思想向何处去，人类思想向何处去的问题，内含着如何回答中西哲学史遗留下的哲学难题与如何引领人类未来命运的人文情怀。故在进入对鞠曦易学的系统理解之前，必须首先鞠曦易学产生的哲学前提有所了解，理解鞠曦是通过什么的思维进路进入自己的易学研究，意在解决什么样的哲学问题。概括而言，鞠曦易学是为了回答西方哲学终结之后的人类哲学走向问题，是为了对儒学史进行正本清源，是为了引导现代人的哲学理性思维走进《周易》的义理世界”【12】。
　　的确如此，鞠曦对《易经》哲学的研究和哲学外化是站在人类哲学的高度上进行的思考和构建，并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完成了这一工作。鞠曦先生对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认为：“如果说人类与其他生物有什么区别，从而以人的形式存在，并且始终进行着自身的某种努力，那么，应当说具有对自身生命认识的理性形式，并企图把握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与其它生物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正是人类基于对自身生命的重视，以至于把生命做为最重要的主体性价值，人类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古往今来，人类始终为自己这种生命存在的本质进行哲学和科学的思考。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以主体性的方式对生命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把握自身生命的存在为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形成了哲学和科学对终极关怀的主体性推定。人做为主体性进行的关于人与存在的一切认识，始于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能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思想存在之为存在，是以生命的主体性作为存在方式推定的存在。所以，人的主体性存在并作为思想者，以理论的形式推定生命的价值，是人的生命意识升华为生命的主体性所形成的结果。既然思想产生于人的生命形式，因此一切思想都必然承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人类在这一价值取向上进行所有的思想，生成所有的文化，以完善自身以生命为形式的存在。这就是说，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能够为完善自己的生命形式而进行思想。为使思想具有可靠性，因此有了哲学”【13】。而由于当代人类的思想文化是以西方哲学与科学为主导，其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使人们只重视生命存在的现实关怀，形下性的西方科学转化为技术，又加快了对自然界的索取速度，从而把人类推向死亡的边缘，而我们正在经历这一过程。虽然海德格尔宣布了西方哲学的终结，但人类社会却还需要继续前行，因此，人类需要新的哲学，以指导和支持人类的生命和生活。鞠曦先生贯通中西的哲学——《时空统一论》就生成并完成于这个时代，其针对人类的遭遇展开哲学性思考和追问，深入剖析，切入问题的本质，以形而中之主在内化与外化贯通形上和形下，实现了人类哲学的革命，使人类性命与人类理性中和统一。在此基础上，以《时空统一论》为哲学基石审视中国的《易经》，以承诺推定法为哲学方法论将《易经》自在的哲学原理进行“形而中论”外化。对此，鞠曦先生在他的著作《易道元贞》中说：“余研习《周易》，因于对哲学的研究。余在推定时空是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后，进而以‘承诺推定法’为哲学方法论推定中国哲学。因《易》为群经之首，自然成为推定的重要内容之一”【14】。
　　《时空统一论》表明，时空与存在有着紧密的联系。《时空统一论》之“时空”“不同于流俗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时空，是指本然之存在，这种存在是主体意识未间化的时空，也就是时空统一态；间化，是指主在对“本在时空”进行的形式化理论推定”【15】。而“时间和空间，是指在物理学和经验意义上的存在”【16】。
　　鞠曦先生认为“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17】。在鞠曦先生看来，由于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不同，造成了思维方式及其理论形式的不同，而西方哲学和科学对时空的形而下理解方式是其终结的根本原因。鞠曦先生认为，西方哲学和科学对存在的理解和认识，仅仅是主体的形式化时空。由于对时空的形式化，并竭力地通过形式化的数学分割完善主体的形式化时空，当出现夸克禁闭、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等形式化限定时，人们发现，所谓的经验和理性，都是不可靠的，这是哲学终结的客观原因。
　　尽管海德格尔发现以往哲学研究的存在并不是存在本身而只是存在者，从而区分了存在与存在者，这在西方哲学和科学看来，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以鞠曦先生的《时空统一论》哲学进行的反思表明，海德格尔仍然没有步出以往的窠臼，存在者仍然是形式化的存在，仍然是被主体时空即主在存在的存在，故称“被存在”，显然这不是存在本身，故以往哲学和科学思考和认识的存在是被存在，因为是以本体、主体、客体为认识框架，故这是一种“僵死”的框架，不足以认识被存在的本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鞠曦先生以《时空统一论》为基础建构了本在、主在和客在的概念框架。以“在”而论，其传达出了主体之“时空性”，其包容了以往的哲学意蕴且扬弃了原有的概念范畴，传达出主体之主在性——一切认识是主在的客在结果。
　　鞠曦先生对时空的研究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主体效应性使其成为主在性，主在性使主体具有时空能动性，能动性生成了主体的自以为是，使‘人’成其为人，这就是说，时空效应性与时空能动性使人具有了自以为是的主体性”【18】。由“时空者，生生也；生生者，时空也”【19】和“‘生生’者，时间也”【20】可知，该“时空”之“生生大化使万物产生了‘形’，以‘形’为‘中’，‘中’于‘形’体而能以此为‘中’者，称为人；‘中’于人之‘形’体之外，称为‘下’，为‘器’；‘中’于人之‘形’体之内，称为‘上’，为‘道’”【21】。人的主在性之“在”来源于时空之“生生”效应，并以人之肉体之“形”（空间）和人之生命性存在（时间）呈现出人的一切生命体征。所谓人的体征，是由“体内经卫气血循环系统之空间——简称生理空间，经过一定时间而完成，此为内时空之自生”【22】，故谓“时空的内生性”，亦即内时空，人的生命以“内时空”支持，内时空运化使之具有了生命存在的主体性，意识由此而生成。西方哲学之所以步入终结，根本原因是缺失了时空的形而中建构，因而误读时空为被存在的形而上学。鞠曦先生的《时空统一论》发现了哲学这个重大问题，并成功地完成了形而中论与时空中和的理论建构，从而成为鞠曦易学的哲学基础。以上表明，“内时空”是鞠曦易学哲学的“工夫论”基础，然王绪琴却知而不论，从而歪曲了《易》形而中达形而上的生命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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