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自提出以来就不断受到来自儒学各家学派的重构与反思，同时也饱受儒家外部之非议。从儒学思想形态而言，道统是儒学生发及历史传承之脉络，为儒家一脉相承的思想轨迹；从儒学使命而言，任何肩负道统之人都自在地承诺其承继了孔子的思想，推行了孔子之道最终完成化成天下的历史使命。因此，道统向来为有志于光大儒家思想的仁人志士所推崇，然而，道统不仅体现为思想传承，更是以完备的理论形式展现了孔子之道。简而言之，学以致道，道由学统。

　　尽管儒学在中国遭受了百年反儒运动，直至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才保住了儒家之余火薪传，故主动承续道统的思想意识在现代新儒家中绵延不绝。然而，道统问题在现代中国始终困扰着儒学的复兴，其表征了孔子之道并未得以正确推定，真正的孔子儒学被湮没在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流派中暗而不彰。因此，现代新儒家们（广义而言）力图从历史中恢复道统，进而利用西方哲学来完成相应的理论改造，使儒学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新生。在全球化和中西文明交汇的背景下，传统儒学在现代文明理性中获得重生，这意味着儒学道统不再是单一的民族思想回归或者学派思想的复兴，而必须是人类理性的普遍性价值追求。反而言之，如若道统不能承诺人类性的普遍意义，那么，儒学复兴也仅仅是一时的民族主义的情趣而已。回顾儒学复兴的历史，其无不关系着孔子道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新追溯。

　　作为儒学研究者的王绪琴，早已敏锐地洞察道统对儒学复兴的重要意义。在王绪琴所著《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以下称《气本》）一书中最后一个章节，讨论了孔子道统的传承问题，其认为“从整体上说，儒学转化为以术为学之后，宋明儒学的道统论便是以术为学而经世致用的结果，而不是孔子儒学之道的本体论阐发。”【1】然而，考察这一结论的逻辑过程及其论证前提，王绪琴乃基于鞠曦先生对儒学“性与天道”的本体论阐发与揭示，尤其是对鞠曦易学的“损益之道”即孔子“性与天道”于《易》中的内容与形式，尤其基于鞠曦哲学的核心命题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中，王绪琴所谓的“以术为学”，亦是剽窃了鞠曦先生的原创概念范畴【2】。

　　反思表明，王绪琴剽窃鞠曦先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概念范畴及论证理路据为己有，运用鞠曦易学的价值论承诺与范畴却不申明，行文绕开鞠曦先生的逻辑推定，从而导致结论牵强附会、简单粗暴！由此表明的问题是，王绪琴为了剽窃本属鞠曦先生的易学思想，故必须撕裂鞠曦思想体系的逻辑完整性，肆意篡改鞠曦先生的核心概念和命题，以实现误导读者的目的。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使读者难以完整而正确的理解鞠曦先生的思想。究其本质，王绪琴剽窃其师鞠曦先生正本清源的易学思想成果，以接续儒家学统与道统，力图在哲学和易学上完成“拆鞠成王”的理论建构！

　　本着还原鞠曦先生思想的目的，揭示王绪琴如何剽窃鞠曦思想而为其道统理论奠基，进而展现了王绪琴“接续”道统的理论野心！因此，本文在揭示王绪琴剽窃鞠曦先生道统思想的真相之前，首先讨论道统复兴的主体性基础；其次讨论道统复兴的理论前提；最后揭示王绪琴只所以申论道统的卑鄙目的。

　　一、儒家道统复兴的主体性基础

　　历经“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双重变奏的近代中国，儒家赖以生存的皇权制度走向解体，传统的经学教育在新式教育体系中被剔除，代之以西方的人文与科学教育，而由儒学传统形成的乡村社会观念与礼仪习俗也逐渐走向了崩塌，与此同时，儒学在科学与民主的潮流中遭到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在当时的知识界看来，这既有外族入侵的压迫，也有感于儒家面对内忧外患的无能为力，于是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则首先归咎于儒学，认为儒学不但不能产生现代的民主和科学，而且是民主与科学的障碍。

　　在近百年的反儒思想运动中，梁漱溟振臂一呼，在反儒潮流中极力维护儒学传统，成为新儒家先驱，为之后的新儒家文化运动树立了思想旗帜。在新儒家文化运动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三统之说”：“即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道统之肯定’也就是肯定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学统之开出’和‘政统之继续’则是要把儒家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以开出‘新外王’，即发展科学与民主。”【3】按牟宗三先生所言，道统是“接续民族文化生命之本源大流”，显然，牟宗三是站在传承中国文化的立场，表达了道统传承对于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性。

　　纵观新儒家的努力，除了维护儒家固有的价值和传统外，还积极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以适应现代文明的需要，力图从传统儒家思想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然而，西方的“哲学终结”、“科学终结”以及“宗教终结”，表征出西方理性的现代困境，成为新儒家无法逾越的理性鸿沟。对于儒学的复兴而言，既要进行儒学自身的正本清源，同时要解决西方的终结性问题。换而言之，孔子之道究竟为何的问题再一次摆到了历史面前，显然，只有在把握了孔子之道的基础上，按照现代理性，参照西方的哲学形式来重建儒家形上学及本体论，即解决人类性问题是时代赋予现代新儒家的历史使命。这就是说，无论是儒学思想的正本清源，还是解决西方的“终结”性问题，都不能依靠某个单一的思想观念或新的概念，不能仅靠树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是因为，中西文明在当下交汇所涉及问题的广度与深度，已是一个人类理性的系统性问题。事实证明，当代任何单一的文明形态，都无法面对日趋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无法应对中西理性之间的互相对立、各居一隅的思想困境！

　　历史表明，自中西文化百年交汇以来，中国的主流思想界不但未能完成中西方理性的整合与贯通，反而陷入全面西化并导致失去民族主体性的危险境地。在中、西、马三家的思想格局下，并未出现重建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理论，却出现了更重要的问题，即各种思想对传统理性的撕裂与解构，加剧了思想观念的冲突。这意味着只有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才能凝聚人们的思想。然而，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首先要解决自身存在的理论问题，从而解决西学和中学所存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否则，任何形式的文化复兴都将随政治需要而潮起潮落，而原有的文化积淀必然成为一纸空文，失去其自在本性。因此，重建民族主体性，不仅关系到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中重新焕发生机，更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年的儒学复兴思潮表明，遗落多年的道统问题重新被学界提出以至于被热烈讨论【4】，这是当下儒学思潮的理论自觉。道统意识的觉醒，表明时代呼唤贞正的儒学，其应在思想纷呈的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其应打破中西对立的思维定势，提供解决人类文明危机的儒家方案，引领时代潮流并因此走向儒学的全面复兴。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学者力图以儒学复兴的名义进行“复古”，其拒绝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或推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儒学”，或以“宗教儒学”对儒学进行解构，其以儒学复兴为借口而反对现代文明，严重违背了儒家道统的历史与思想逻辑。这一思想潮流的代表，即标榜“康党”及“新康有为主义”的“大陆新儒家”，其利用儒学复兴而“承续”道统，孙铁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问题所在：

　　“康党”及其“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家宗旨的背离已不待言，仅就港台新儒家对“康党”的回击来看，虽然隐晦地指出了“康党”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康党”进行一针见血的反击，从而在客观上，起码在表象中，承认了“康党”的大陆新儒家地位，使“康党”借港台新儒家与“超越牟宗三”的口号来上位的目的基本实现，并最终形成了“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的专题报道，并通过此报道明确确立了“康党”作为大陆新儒家学统和道统代表的身份和地位。站在儒家道统与学统担当的立场上，港台新儒家没有承担起捍卫孔子儒学正宗道统的历史文化使命，使“康党”有了窃居大陆儒家学统与道统代表的机会。【5】

　　问题表明，道统不仅是学术流派的思想传承，更是肩负学术责任、守护孔子儒学的象征。接续道统承诺了对孔子之道的澄清与弘扬，故能否从理论上完成对儒学的正本清源，为承续道统之关键，否则所谓承续必然是某个学派、某一时代的“道统”，而不是承续了孔子之道。显然，道统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确推定道统，对儒学复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道统的实质在于，所承续的孔子之道必须承诺解决人类性问题，由此表明道统理论的合法性，而从理论主体而言，亦并非空有一番理论建树，担当道统的主体必须以自己的生命去践行，以证明其学理的正确性。

　　显然，以生存论的角度来要求承续道统的主体，是基于对现代儒学危机的深刻反思，“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便也决断了。”【6】在封建帝国时代，儒学依托社会制度而存在，一方面说明儒学在历史中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稳定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表明，失去了社会制度依托的儒家，则成为了“游魂”（余英时语）。这里所引发的问题是：没有制度依托也没有传统社会为根基，儒学如何能够重新落实于现代生活，如何焕发儒学所固有的生命活力，此即余英时所指出的现代儒学困境。

　　在笔者看来，余英时固然指出了儒学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制度层面、现代教育分科、传统社会解体等因素，都决定了儒学难以“借尸还魂”的现实处境。但是，余英时忽略了儒学所具有的重要特性，即在皇权帝国时代，整个社会的治理架构皆由儒学理念来设计，这种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模式转而成为儒学的依托，虽然儒学伴随制度的解体而失落，但是，儒学安顿人们生存的作用将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只有个人把儒学作为自己生存的基础，儒者人格方可在生存论意义上得到验证与显现。这就是说，现代社会首先需要以儒者个人的思想自觉与生命安顿来继承与践行儒学，这是儒学的历史性转化，即：

　　前现代儒学：国家体制→社会组织→家庭→儒者个人

　　现代儒学： 儒者个人→家庭→社会组织→国家体制

　　相对历史上依存体制的儒学，所不同的是，在没有任何制度安排和社会土壤的情况下，坚持以儒学安顿个人的生命，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对儒学思想的高度认可，其纯粹依靠儒者个人的自觉与担当，而非外力的推行和灌输。虽然社会形态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但是成己成人、躬亲践行、安身立命的儒学根本精神并不因任何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因此，在此意义上，儒学并非仅仅是一个群体的秩序安排，更是个人的修身之学、为己之学、性命之学。在体制化学术研究的背景下，个人躬行儒学，既能保持学术思想的纯正性和人格的独立性，同时也避免了任何外在力量对儒学思想的异化，从而保持了儒学的纯粹性与本真性。因此，儒学在当代社会焕发活力的基础必然是基于儒者的理论觉醒与生命安顿，此即道统传承的现代形式。

　　二、道统复兴的理论前提

　　从生存论上讨论儒者的理论自觉与生命安顿，旨在表明儒学思想生生不息的动力落实在儒者的价值追求与生命存在上，而非纯粹的主客二元的对象性学术研究。前现代的制度已经解体、传统社会土壤不再，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变迁，这些都要求儒学延续的载体——主体自身的思想与实践统一于历史。人，作为思想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社会思想变革以及推动历史的源泉。现代儒学的困境表明，儒学不再是因国家治理之需要而倡导的主流思想，经过百年的反儒运动以及对儒家思想观念的清洗，儒学于现代主流社会已无立锥之地。时至今日，儒学仅仅是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对象而已，并非以儒学安顿学者自身的生命以实现人生价值。学与行之间的脱离，是以西方学术异化儒学的必然结果，这即是说，百年来的儒学研究既未实现儒学研究主体的生命安顿，更未企及儒者之行的教化作用。在现代体制化的儒学研究中，愈加显现出体制对于儒学研究所固有的限定：

　　“高度专业化的学院教育和社会分工，注定要使儒家的传统圣贤失去其所存在的社会土壤，而寄身于现代学院的儒学研究，也注定要使儒学偏离其‘为己之学’的本质规定，而被作为某种知识（历史的或哲学的）加以研究和传授（从而也正应了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老话）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在现代学院中占有一席。仍然执持某种圣贤理想的当代儒者无非有三种选择：或者是退避于主流社会之外，追求独善其身；或者是自觉不自觉地改造自己以适应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而更常见者则是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之间摇摆和挣扎，结果是两方面都不尽人意。”【7】

　　现代学术体制下的儒学，在学科专业分工中丧失了其整体面目，儒学被作为一门客观知识来进行研究和传授，脱离了儒学对于个人所具有的生命安顿作用，成为学者的谋生工具。儒学研究者疏离于学与行，是现代学术与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显然，无论“适应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还是在“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之间摇摆和挣扎”，都无法回归“为己之学”的儒学精神，更为严重的是，把儒学进行知识化的研究，使儒学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