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探佚最早是周汝昌先生提出来的，1981年周先生在专著《lt ；石头记gt ；探佚》的《序》中首次提出了《红楼梦》“探佚学”。因此周先生是提出“探佚学”概念的第一人，但是第一个将《红楼梦》探佚身体力行的，目前可证的则是高鹗、程伟元，是他们二人最早为《红楼梦》续编了四十回。
　　1916年10月，由王梦阮和沈瓶庵合著的《红楼梦索隐》出版，这是第一部《红楼梦》索隐专著。虽然《红楼梦索隐》是“红学索隐第一书”，但是《红楼梦》索隐却自该书甫一问世就早已兴盛了。
　　据说清代的周春是索隐第一人，他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初读《红楼梦》，两年后完成了一本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他在其中记云：“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太傅，而序金陵张侯家事也。”由此可见，其实有比周春更早的索隐者。
　　清代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在《能静居笔记》中说：“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指乾隆）末年，和（指和珅）以呈上，然不知其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假如赵烈文所记来源可靠，那么乾隆所持正为“纳兰太傅说”，则乾隆应为索隐第一人。对此，我心以为然也，普天之下再不会有比乾隆更好的读者，他当得起这第一人。（请参见“读红笔记之八：谁是lt ；红楼梦gt ；第一读者和lt ；红楼梦gt ；续作者》）
　　在《宫女谈往录》中，据慈禧的大丫头荣儿回忆，慈禧临幸颐和园时，曾给她们讲了“以前曾有一个福气的老王妃带着孙子孙女一起烤鹿肉吃”的轶事，慈禧口中那“老王妃”岂不正是《红楼梦》中的贾母？爱读《红楼梦》的慈禧不也算得索隐之又一人？
　　尽管“探佚”指的是将《红楼梦》这部未完之作续写完全，而“索隐”指的是挖掘《红楼梦》影射的“真事”，二者似乎不可混淆，但是在我看来此二者实质上是一回事：《红楼梦》八十回已经完结，要继续“探佚”就只能“索隐”了。
　　诚然，认为八十回《红楼梦》并未了结的观点，自有其道理。至少在这八十回里贾府依旧欣欣向荣、倍享荣光，是以当第八十回曹雪芹以“迎春去了”匆匆作结时，貌似与跛足道人所注解之《好了歌》的凄凉结局相去甚远；再加上脂批中透露了不少并未见之于八十回的内容，读者免不了要相信《红楼梦》果真如脂批所言：“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既然“书未成”，爱读此书之人士当然将希望寄托于探佚之上，以期可解相思之苦。然而天下虽大，又有哪一人能当此重任，可慰藉大家求书若渴的心灵？更何况大凡痴迷《红楼梦》的人，必是同时热爱着曹先生的，因此不论是谁，探佚的事情做下来总是不大讨好。不消说大家公认曹先生的文采笔墨世罕其比，便真有文曲星下世，依着先入为主的道理，既有曹先生在前，后来者也未必能续到读者的心里去。
　　读者爱敬曹先生，这于俞平伯先生以90岁高龄向《红楼梦》请罪，于周汝昌先生之“为芹辛苦见平生”，于张庆善先生之“他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慕曹之情皆字字可见。不知读者们是否相信，于曹先生而言，他自然是“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以曹先生的为人，他亦会待读者为上宾，不会伤我等爱“红”之心。
　　更何况，以曹先生的性格，他必不会是那种半途而废，或者轻易屈就的人。著书之路如此险恶，他仍以十年血泪笔耕不辍；及至《红楼梦》不幸被人知晓而“索书甚迫”时，他的书仍能被时人“居为奇货、不胫而走”。曹先生的情操智慧和《红楼梦》的魅力高妙至斯，我等应深信他必不会弃读者于不顾矣：毕竟千金易得，知音难求，曹先生著书之始便是为了让人看清他的一腔热血、懂得他的半生遭际。
　　曹先生不愧英雄，他不负众望，正如脂批所云“能解者方有心酸之泪哭成此书”：“我最爱的读者朋友，《红楼梦》我并非没有写完，只是须尔等‘能解’方可‘哭成’此书”。
　　曹先生不愧英雄，“书成”与否，曹先生已将决定之权柄交于你我读者之手上，这岂非历来之作家曾拥有的至高勇气？
　　曹先生花了十年时间不止，以血泪铸成的一部本纪列传，不是为了让读者懂他、理解他、同情他，并进而敬慕于他，又是为何？！可是他并不怕冒险，不惧被人非议、被人误解，以最大胆的笔触、最出人意料的构思，鼓励我等读者打破藩篱，引领大家进入到一片前无古人的阅读天地。
　　是了，如果要问为什么《红楼梦》问世200余年来方兴未艾，并形成一门如宗教般狂热的研读显学——“红学”？为什么上至帝王太后，中至重臣大夫，下至黎民百姓，都对此如醉如痴？那正是因为曹先生带着我们进入的这片阅读天地“前无古人，后亦不见得可有来者”。否则，再优美的文字，再引人入胜的情节，又岂能让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欣赏，百看不厌；又岂能让无数聪明俊杰自甘沉湎，欲罢不能？
　　曾国藩在日记中曾说自己“早饭后清理文件，旋看《红楼梦》三卷”。对读者而言，《红楼梦》这片阅读天地就像猜字解密，悬疑断案和巧解九连环一样，吸引众人不断挑战，以期步步逼近彼岸。索隐正是这去往彼岸之舟楫，不论你毁之也罢，誉之也罢。
　　胡适之先生笑话索隐者是“大笨伯笨猜谜”，我猜当是因为是时他人甚青春，而在其后又过于繁忙，并未再认真读过《红楼梦》。须得如陈其泰先生所自省的“余少时看书眼光未到”，才是正解。《红楼梦》著于不惑，解亦要不惑。
　　此不惑，要不为利己与否所惑，不为时势高低所惑，不为人之向背所惑，方可成为“能解者”。此不惑，正如朱熹所说：“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还如我最近听一位读者朋友所说：“万事都跳不出一个‘理’去，证据只是给需要的人罢了。”如此有哲理的观点，小小一部《红楼梦》，读之，又岂能不悟一个大人生呢？
　　循理而行，我极其反对将读者分作派别，更反对将索隐归为不入流。《红楼梦》本为“双面绣”，只许文学评点，却不容背面索隐，真是浪费了曹先生苦心，不够客观了。我听蒋勋先生说的《红楼梦》娓娓道来，可心明神慧，是美好的。我索隐着读《红楼梦》，与曹雪芹感同身受，也是美好的。阅读《红楼梦》，索隐、评点、考证不可偏废，甚至要想知道“那个比主人公贾宝玉更重要的作者的名字”，也只能用索隐法。
　　尽管《红楼梦》索隐的结论莫衷一是，至今未有公论，但是我坚信为索隐正名，承认索隐读“红”法的正确性、科学性是无可厚非的。即一言以蔽之，索隐是重要的、科学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科学的索隐”。
　　感谢如此多前辈一路索隐的足迹，感动于如此多索隐的同道从来不曾因挫折而迷惑。“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这一片前无古人的阅读天地中，我几乎可“哭成此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