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卿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自长白山书院 “丁酉学案” 发生以来，随着对王绪琴学术不端行为的反思之深入，表明其剽窃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这主要体现在其前期向书院提交的作业、中期公开发表的论文直至最后成书出版，三者之间显现出首尾一贯的文本生成关系。因此，本文将选取“《中庸》与走出‘自以为是’”【①】一文来考察文本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王绪琴向书院提交的作业、发表的论文以及最后成书出版之间内在思想逻辑的对比，可以发现，王绪琴虽然对于鞠曦先生所推定的 “自以为是”概念及命题有着准确的理解，但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并未按照学术规范及其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进行概念及命题梳理，而是直接对“自以为是”概念重新定义并窃为己有，从而造成了重大的学术剽窃。笔者在“论王绪琴著《气本与理本——张载与程颐易学本体论的建构及其问题》的问题及正本清源”一文中，对“自以为是”问题已经做了初步的反思，进而抽丝剥茧地挖掘文本形成的历史逻辑，以揭示王绪琴学术不端行为的内在理论动机，是本文的目的。

　　一、 “自以为是”概念的文本生成分析

　　资料表明，王绪琴于2003年与鞠曦先生相识，并在2009年拜师于鞠曦先生门下学习【②】，随后多次参加历年的长白山书院会讲和研修班。按照书院要求，每位学员在参加本届会讲研修后，需完成一篇学术论文以提高学员的学术水平。根据现有的文本考证，王绪琴在己丑（2009）年所提交的论文【③】中已清楚的表明，王绪琴对鞠曦先生提出的“自以为是”概念的界定及命题推定逻辑有着准确的理解。基于鞠曦先生的如下推定：“亚里士多德承续苏格拉底对哲学自以为是的反思精神，对‘是’进行了形式化的‘其是’的理论建构，其概念的范畴化、逻辑化和形式化，开辟了主在形式化和体系化的哲学进路，从而决定了西方理性的历史方向。”【④】王绪琴认为：“因此，鞠曦先生根据以上论证，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以为是的问题。西方哲学家因为没有解决自以为是问题，所有理论推定只能是自以为是。需要说明的是，鞠曦先生并非在贬义意义上使用‘自以为是’这一概念，而是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并作为哲学概念的，自以为是就是指哲学家自己所建构的理论被主体性所限定——即主在时空的限定——从而使是其所是在本质上仍是自以为是，是被时空所限定的主体性意见，因此不是“是”本身。所以，作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鞠曦先生给出了哲学定义：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这个定义表明，哲学家首先要对自以为是有所自觉，并有所反思，以正确的时空理论即解决了时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步出自以为是而给出所是‘和中’即和中为是的哲学建构。”【⑤】
　　以上引文，表明王绪琴正确理解了鞠曦先生根据西方哲学所推定的自以为是问题，并依据历史与逻辑推定出了“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进而给出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对自以为是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按照鞠曦先生对于哲学概念的定义与哲学根本问题的推定，产生哲学根本问题的原因是在于对“是”的范畴化、概念化、时间空间的形式化理解及概念体系推定。因此，鞠曦先生提出：“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又称之为“主在性问题”。所谓主在性问题，是指主在意识对时空的间化【⑥】，从而产生了一切关于时间空间认识及理论推定。鞠曦先生对时间空间问题进行的本体论还原发现，时间空间问题是源自于主在的主体性意识对于时空本在的间化，所以，鞠曦先生对于自以为是问题的提出是根源于西方哲学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就是说只有解决时间空间的主在性问题，人类方可步出自以为是的理性困境，引导理性走向中和为是，从而解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学核心问题。
　　是故，王绪琴2009年向书院提交的作业表明，其准确地把握了自以为是的哲学概念定义及命题推定逻辑，但是，时至2014年向书院提交的作业“《中庸》与走出自以为是”【⑦】一文，却出现了惊天逆转，其企图以“原创”为目的对“自以为是”进行了人的主体性界定及提出了以《中庸》来克服人的自以为是：
　　“人类的主体性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方面，主体性是人类进行探索和思考的能动性，但是这种能动性却可能是自以为是的；另一方面，主体性又试图找到限制自身并走出自以为是的办法，以保证主体性的可靠性。正是人的这种矛盾的存在，使得人是人类自己最难以认识的对象。但是，人类的哲学从来没有放弃过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相对注重外化（形式化）的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内化性的理论形式似乎更加容易解决这一问题，儒家经典《中庸》就是中国哲学著作中的典范之一。它注重克服人的自以为是，引导人以‘中和’为是，非常有助于解决人类的自以为是问题，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⑧】
　　在这段“引言”中，王绪琴的行文虽然游移不定、逻辑混乱，却对人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自以为是特点进行了理论界定，进而提出《中庸》是解决自以为是的重要办法，这样的理论伏笔及写作手法一以贯之于公开发表的论文与出版的书籍，即：回避既有的概念含义及逻辑推定、解构原先既有的概念界定、重新界定原有概念以为己有、最终完成自己的理论“原创”。
　　这篇2014年提交的作业中即已经显露出诸多问题，其一：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王绪琴提交的是书院作业，但是从整个文章架构来看，并未按照鞠曦先生的思想理路来对“自以为是”以及《中庸》来阐释，而实质上是有意解构和篡改鞠曦先生思想的开始；其二：文中开篇就未对“自以为是”概念进行历史与逻辑的梳理，而是直接拿来即用；其三，关于中国哲学是内化性的理论与西方哲学是外化性的理论，完全是鞠曦先生从人类哲学角度出发，在解决的了哲学基本问题、根本问题以及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对中西哲学推定的结论，而王绪琴对此却无任何理论交待；其四：披着研究鞠曦先生思想的幌子，干着背离鞠曦先生哲学思想的事情，且广泛运用鞠曦先生的哲学概念而不作标示，造成了后来公开剽窃的既定事实。
　　对此，鞠曦先生当即严厉批评了王绪琴这篇作业的问题及要害所在：“对自以为是的范畴论证于前，即什么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是什么问题？自以为是为什么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此后才能在逻辑上论证为什么要走出自以为是？何以走出自以为是？”之后，又针对王绪琴的狡辩，鞠曦于次日（2014年4月22日）复信，对王绪琴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其不诚之机心，要求其反思，正本清源。【⑨】 对此严重问题，王绪琴承认了错误并承诺进行正本清源，但事实上非但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反而将此文在并未正本清源的前提下重新修改后发表于《哲学研究》。可见，王绪琴非但未诚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行为，反而将其错误推向公众以示“原创”。
　　如果说这篇2014年所提交的作业是无意窃取并篡改核心概念，而于2016年在《哲学研究》上所发表的“《中庸》与走出‘自以为是’”【⑩】则是公开对“自以为是”概念进行剽窃与篡改：
　　“主体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性，是人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主导意识的一种能力。一方面，这种能动性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是‘自以为是’的，它使人得以从自然界中独立出来成为大写的人；另一方面，人为了防止和确保主体意识和行为的安全可靠，又总是在寻找限制自身并使其走出‘自以为是’的办法。这就构成了人的认识的二重性及其内在张力。”【11】进而，王绪琴认为：“与动物不同，人总是在进行改变环境和自身的努力，思考何种生存方式才是自己最好和最需要的形式，这种思考的能力即是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具有两种倾向: 一方面，主体性是人类进行探索和思考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就其性质和作用而言是 ‘自以为是’的，人正是籍此而独立于自然界 ；另一方面，为保证其安全，人又总是在寻找限制自身并最终走出 ‘自以为是’的办法。正是这种矛盾的二重性，使人成为最难以认识的对象。但是，人的主体性和作为主动思考的哲学，从来没有放弃探索和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12】
　　上论表明，王绪琴对于人的主体性表述及界定，与鞠曦先生论述人以主体性生成自以为是可谓深刻雷同：
　　“我对时空的研究表明，时间和空间的主体效应性使其成为主在性，主在性使主体具有时空能动性，能动性生成了主体的自以为是，使‘人’成其为人，这就是说，时空效应性与时空能动性使人具有了自以为是的主体性。但是，自为的哲学在这时还没有产生，因为其还没有足够把握时空效性的能力而不得不把主体性依附于巫术，以求得对时空效应性的解释，从而把人的自以为是限定在巫术的时空效应中。随着主体能动性的提高，当足以把握主在的时空效应时，哲学就产生了。这时，人类步出巫术，自以为是的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说明，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前苏格拉底哲学。这表明，哲学起源于自以为是。”【13】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鞠曦先生推定人之所以产生自以为是的原因，是基于时空效应性和时空能动性使得人具有了对时空理解的能力，主体的自以为是的理解得到了自我的确证，继而产生人对于时空效应性的解释。从人的主体性生成到主体理性的觉醒，直至哲学产生和哲学的终结，自以为是伴随了理性之始终，从而表明哲学产生的根源是源自主体的自以为是。鞠曦先生论证自以为是的根源，是以《时空统一论》哲学为依据，时空作为本体论承诺来分析自以为是形成的根本原因，时空能动性与时空效应性是解释人主体自以为是的核心概念。
　　王绪琴2014年所提交的作业表明，其在准确理解鞠曦先生关于自以为是概念定义及逻辑推定的前提下，试图避开主体的时空能动性与时空效应性来解释主体性所具有的“自以为是”的认识论意义，以“开创”以《中庸》走出自以为是。然而，以鞠曦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整体逻辑架构对其进行反思，可以发现王绪琴对自以为是概念的窃取与篡改，非但不能解决自以为是问题，反而把问题带入愈加晦暗的理论深渊，这主要体现在：
　　问题一：自以为是概念和命题逻辑在鞠曦先生哲学思想中有着严谨的逻辑推定过程，若是作为独立范畴那么首先应当论证自以为是是如何成为人性的基本问题的？
　　问题二：从人性中所具有的自以为是本性，如何从逻辑上过渡到《中庸》的？
　　问题三：王绪琴2014年提交的书院作业中认为：“因此，人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自以为是的狂妄问题，是人类的哲学试图要解决的最为根本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鞠曦先生指出：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14】，但是，为何论文于《哲学研究》公开发表时却删掉了上述关于鞠曦先生所提出的自以为是是哲学根本问题的命题表述？
　　问题四：在《哲学研究》所发表的“《中庸》与走出‘自以为是’”一文中，王绪琴言到：鞠曦先生也说: “就人的主在性和逻辑起点而言，‘自以为是’使人以自己的思想独立于自然界，‘人’才成其为人。”【15】什么是主在性？文中并未给出任何概念解释和逻辑推定过程，暴露了引用这段活不过意在证明鞠曦先生赞同王绪琴所提出的“自以为是”命题，如此而已。
　　上述表明，王绪琴之所以于《哲学研究》发表的论文中避开这些问题，其本质是在于窃取并篡改鞠曦先生的哲学概念，回避鞠曦先生概念定义及命题逻辑，以达到窃为己有的恶劣目的。

　　二、“率性”辨误
　　在《中庸》的诠释中，王绪琴表现出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为配合他对自以为是概念的篡改，不惜进一步歪曲鞠曦先生对率性与修道的阐释。在此，需要首先明晰的是鞠曦先生是如何解释“率性的”：
　　“《易》哲学在‘穷理’和‘尽性’上所做的划时代的价值在于，其以‘形而中’的‘和中为是’使主体走出了自以为是，进而在‘形而上’的科学性上达到‘以至于命’。就人性的自以为是的基本性而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自以为是乃由‘天命’生成之性情，性因此而自在而自为。然而，关键是要走出自以为是，因此要‘率性’。关于‘率’之本义，《说文》曰‘率，象絲罔，上下其竿柄也。’段玉裁注曰：‘毕者，田网也，所以捕鸟，亦名率。’可见，用网捕住‘性’，止其当止之所，谓道也。此有三层意蕴：其一，自以为是乃性之天然；其二，性要当止，即止其自以为是；其三，知其所以为是者，率也；率之者，道。只有率以得道，才能止其所以为是。而对于不能率道止其所以为是者，则需要‘教化’，所以‘修道之谓教’。”【16】
　　以上引述表明，鞠曦先生是在哲学核心问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基础上讨论“率性”与“走出自以为是”之间关系的。无论是从哲学的起源还是从主体的自以为是本源而言，都表明源自于时空效应性与时空能动性形成的主体的自以为是，所以，“自以为是乃由天命生成之性情，性因此而自在而自为”，这就是说，自以为是虽然是自在于人的天性，但只要人认识到了自以为是的本质，那么人可以通过自为来克制或走出自以为是。由于自以为是是人性之天然，因此止其性方可止其自以为是，进而在主体明晓了“只有率以得道，才能止其所以为是”，自以为是问题方可得到消解。鞠曦先生把“率”字训为“止”，旨在表明主体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自以为是的危害性（损于命）后，必须止其自以为是（益于命），生命方可生生不息，显然，止于性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言的“尽性”有着相同的价值论承诺。然而，止于性却又如何达于命，在《中庸》的文本中并未给出相关的功夫论理论，在《周易》中却给出了以《咸》《艮》【17】为代表生命科学理论形式。因此，《中庸》所言之“中和”是在主体形而中的意义上所言，“‘中和’乃主体之所本，天地万物之生生大化，和中为是也。”【18】
　　然而，王绪琴在解释“率性”时其写作手法及其恶劣，明明是鞠曦先生的观点却不注明：
　　“‘率性’之‘率’还有一解，故关于“率性之谓道”还可作另外一种理解。《说文》曰: “率，捕鸟毕也。象丝网，上下其竿柄也。”段玉裁注曰: “毕者，田网也，所以捕鸟，亦名率。”（《说文解字注》） 如果我们按照 “率”的这个字义来解读 “率性”的话，“率性”即是用网捕住 “性”，使性止于其当止之所，因此道就是捕住性的网。“率性之谓道”，即是以道率性，用道来约束人自以为是。”【19】
　　可见，王绪琴所谓“‘率性之谓道’还可作另外一种理解”，而这“另外一种理解”从何而来的呢？其以直接引证《说文》而遮蔽了鞠曦先生训率为止，从而成为他的理论“原创”。前文已引述了鞠曦先生的核心观点，稍加对比就能发现，此即鞠曦先在前文所言的“三层意蕴”，并非是无中生有的“另外一种解释”。文献表明，之所以王绪琴如此掩盖鞠曦先生的观点，是在于训“率”为“止”在逻辑上与解决于人主体性的自以为问题是统一的，因此，只能采取恶意剽窃且掩盖鞠曦先生观点，从而给出其它解释来达到篡改“自以为是”概念并窃为己有的目的。
　　然而，看似完美高超的写作技巧，却暴露出了以下的逻辑悖论，王绪琴认为：“可见，性由天命而来，率性而行即为道。”【20】如若按照“率性而行即为道”的逻辑，那么人为何还要修道至命呢？
　　“因此，对《易》经卦爻的‘穷理尽性’，穷的便是生生之理以及万物生生之性。穷理尽性之后，人必然会走出自以为是，因为，穷理尽性之后才会发现，再无可依凭的自以为是之理和自以为是之性。走出自以为是之后，才开始走向生生的本体——命。”【21】这里，王绪琴实际上是从被其遮蔽的鞠曦先生的哲学核心问题出发，认为只有在哲学的根本问题解决后，人的自以为是最终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因而表明，王绪琴在出版的书籍中窃取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核心命题，进而试图打通鞠曦先生所提的根本问题与基本问题，其目的在于窃取并篡改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核心问题，以实现自己的理论“原创”。由于不能对“自以为是”概念进行一以贯之的哲学界定，牵强附会的解释哲学核心问题，结论之仓促、论证之缺乏、篡改之宏大，堪为学术之最！
　　以鞠曦先生的损益之道推定则更清晰简洁的明白哲学之基本问题和根本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人之所以修道是在于人意识到了人自以为是是人基本属性，这种属性在一定时空限定性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人生命时空运动由益而损，故主体可通过“益道知《咸》，尽性知命”【22】转损为益，是故鞠曦先生所训“率”为“止”的深意乃在于，人通过主体自为修道而止其自以为是之损，进而达到尽性至命的生命之益。鞠曦先生与王绪琴于训“率”的最大不同在于：鞠曦先生是以生生本体论一以贯之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思想体系，以生命的自在自为修道而彻底走出了自以为是；而王绪琴妄图通过宋儒解释来解决走出自以为是问题，不但深陷宋儒的历史误区，而且没有尽性至命的方法论妄谈走出自以为是，实乃自欺欺人。
　　以上分析表明，王绪琴之所以认为“率性而行即为道”，乃陷入宋儒误区，故不能一以贯之的理解损益之道的益道，更重要的是因为王绪琴力图摆脱鞠曦先生已经完成的理论推定，以进行另外的解释与逻辑构造，从而得出价值与逻辑悖谬的结论。究其实质，是由于其自私的学术功利主义，为达到理论原创的目的不惜大肆歪曲和篡改鞠曦先生已有的结论，使得自己深陷自以为是而难以自拔，实乃自欺欺人之甚！

　　三、从“自以为是”到“所是其是”的曲解

　　无论是提出哲学根本问题还是解决哲学根本问题，在鞠曦先生的思想理论中都有着严谨的逻辑架构和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作为保障，任何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单独拿出来使用都会失去其本真的哲学内涵，诚如黑格尔对于哲学体系的表述一样：
　　“真正自由的思想本身就是具体的，而且就是理念。并且就思想的全部普遍性而言，它就是理念或者绝对。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本质上应是一个体系，因为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自身，而且必定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统一体，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全体的自由性，与各个环节的必然性，只有通过各个环节加以区别和规定才有可能。”【23】
　　从黑格尔表述中可知，概念及命题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地位，所以，对任何概念或者命题的窃取与篡改，本身就是在对思想体系的肢解和否定。然而在“《中庸》与走出‘自以为是’”一文中，王绪琴罔顾鞠曦先生所完成了的概念定义以及逻辑推定，不但对“自以为是”概念进行了横加窃取与篡改，而且对“是其所是”、“所是其是” 概念施以了相同的拙劣手法：“性由天命而来，性与天道皆是至纯至善的，依此性所行所为即为所是其是，亦即 《中庸》所言的从容中道。此性虽是自以为是之性，但是因其‘天然’地合乎天道，便是以道为是，故率性而行即是其所是。”【24】显然，需要对这段引述以正本清源的立场来还原其概念定义，揭示其中的内在矛盾与动机。这首先要对核心概念进行理论辨析，进而分析上述观点能否成立及其原因何在。
　　鞠曦先生言道：“关于中国哲学，我根据儒学与道学的思想原理建构的形而中论表明，‘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这一定义，同样为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所承诺，所以，这一定义同样是中国哲学的定义，由此可见，这一定义是中西哲学的中和贯通。中西哲学不同的是各自的理式，中国哲学给出的不是是其所是，而是所是其是，即和中为是，和中为是的哲学理式主要以《易》与《道德经》为代表形式。”【25】
　　首先，“所是其是”即“和中为是”，是鞠曦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原理所做出的理论概括。由中国哲学所承诺，鞠曦先生通过对中国哲学所承诺的“和中为是”的哲学理式进行了哲学外化，构建了“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学思想体系，其包括：“一、‘本体和中’的‘生生本体论’；二、‘中和贯通’的‘损益之道’；三、‘主体中和’的‘穷理尽性’；四、‘形神中和’的‘以至于命’；五、‘天人和中’的思想体系；六、‘同途殊归’的《易》学思想。”【26】这表明，“所是其是”概念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特点的高度概括。
　　其次，“是其所是”在鞠曦先生的哲学思想中是指，“苏格拉底引导哲学对是其所是进行理论建构，最终对‘是’进行了形式化‘其是’的理论建构，是由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完成的，其概念的范畴化、逻辑化和形式化，开辟了主在形式化和体系化的哲学进路，从而决定了西方理性的历史方向。然而，由于是其所是的主在性，使概念的范畴化、逻辑化和形式化同样没有走出自以为是。”【27】这表明，“是其所是”的哲学概念是根据西方哲学规律所推定出来的，揭示了西方哲学终结的主在性原因。所谓主在性问题【28】，是指主体之主在意识对时空的间化，由此形成了一切关于时间空间的思想理论，显然，解决主体的主在性问题是鞠曦先生以《时空统一论》作为理论基础而完成。因此 ，“是其所是”是鞠曦先生对于西方哲学历史与逻辑的高度概括，并非凭空产生。
　　最后，如果不依照鞠曦先生对于“是其所是”与“所是其是”的哲学概括，那么，王绪琴自己对概念的阐述则必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既然人所具有的这种天性是自以为是且符合天道至纯至善，那么人就无需修道与教化，这不仅是对于《中庸》理论价值的否定，同时使王绪琴的“自以为是”概念成为悖论，即人的本性是自以为是的，而《中庸》所言的修道与教化却不能让人走出自以为是。所以，归结问题的原因，乃在于王绪琴为剽窃“自以为是”概念所做的篡改，从而不能在自以为是与去自以为是的逻辑统一性中进行阐述，是造成悖论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王绪琴为了避开鞠曦先生对“自以为是”的严格定义及概念逻辑，从而力举《中庸》是人“走出自以为是”的良方，由于未能给出自以为是何以成为人的基本性论证，故不能从人的普遍性意义层面上解决自以为是问题，反而造成了对自以为是概念本真含义的曲解和篡改。在鞠曦先生的思想体系中，论证了哲学以及人的主体性起源于自以为是，在是其所是与自以为是的循环中终结了哲学自身的理论形式，追本溯源，理性的自以为是源自于主体的自以为是。解决主体的自以为是，首要是解决主在性问题，因此，鞠曦先生提出：时空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自以为是是哲学的根本问题。【29】只有在解决哲学根本问题与基本问题的基础上，人才能彻底的步出自以为是的理性误区，由此迈向中和为是的人类文明。王绪琴罔顾鞠曦先生所完成的学术成果，妄图利用鞠曦先生的学术成果来进行剽窃和篡改为自己的理论原创，其机心之深实属罕见！
　　再次品味王绪琴对自己错误的辩解，可谓大有“深意”：“我自认为我是在真诚地传承和传播您的学问，十多年的影响，您的理论已经深入骨髓，也并非您想像的那样我怕得罪体制。”【30】而本文表明，王绪琴所谓“真诚地传承和传播您的学问”，实则为剽窃史【31】；所谓“十多年的影响，您的理论已经深入骨髓”，实为既想利用鞠曦思想而又想成为自己的“原创”，所以只能走学术剽窃与篡改之路；所谓“也并非您想像的那样我怕得罪体制”，则更是自欺欺人，事实证明，利用向书院提交的作业来申请课题，极尽掩盖鞠曦先生的理论贡献，无非是妄顾学术良心来换取一时之名利而已，此乃当代学术弊端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