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在左宗棠与陶澍见面的第二年，左宗棠第三次去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又没考中，左宗棠的科举之路从此止于举人，后来的进士是没考中的。
　　南归途中，左宗棠专门绕道去了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去拜见陶澍，因为两江总督府在那里。陶澍并不以左宗棠又落第为意，在陶澍看来，以左宗棠的才华，考不中进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陶澍秉承了王夫之以来的所谓“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他觉得左宗棠是能干出一番大事情的人；而且陶澍已经感觉到整个中国慢慢有点乱局将至的意味，特别需要左宗棠这样的人。所以当左宗棠来找陶澍时，陶澍非常热情地留左宗棠在他的总督府中住了十几天，并待以上宾之礼。每天都让自己的幕友、朋友、亲人跟左宗棠交流，陶澍自己也经常跟左宗棠交流，一有空就跟左宗棠讨论学问，讨论情怀、理想，包括国家大事、国计民生。这十几天对左宗棠有非常大的帮助和指点作用，就像当年贺长龄在长沙对他的指点一样。陶澍的眼界当在贺长龄之上，这是没问题的。而且在那次十几天的见面中，陶澍做了一件事，有点像后来1879年沈葆桢托人让张謇给他写祭文一样，都让对方很意外：陶澍提出要跟左宗棠结为亲家。这两个人的年龄差距有点大，陶澍当时已经快60岁了，左宗棠那时候应该才26岁。好在陶澍有个小儿子，才七岁，左宗棠的长女已经五岁，所以陶澍提出让左宗棠的长女跟自己的小儿子订婚。左宗棠很不安，他觉得承受不起，双方差距太大，所以左宗棠就以地位、门第等等理由婉言谢绝。陶澍不以为意，对左宗棠说“你这是世人之见，俗人之见”，还说“左君不要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会高于我”。就是陶澍说左宗棠未来的出息，包括名位，一定会高于自己。陶澍、贺长龄他们这些人看人的眼光很准，确实后来左宗棠的功绩在陶澍之上，尤其是收复新疆等功绩。我觉得当时这批人看人的眼光之准，以及对于年轻才俊的惜才，这种胸怀，都让人读起来非常赏心悦目。我觉得读这些东西如沐春风，很有意思，对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多启发。
　　到了第二年，1839年，陶澍就病死在任上，就在两江总督府中去世了。所以在1838年，陶澍去世前一年，他让自己的儿子跟左宗棠女儿订下婚约有点托孤的意思，陶澍把他的儿子陶桄托付给了左宗棠。因为陶澍对左宗棠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加上后来贺长龄也对左宗棠说“你一定要照顾好陶公子”，就是陶澍的小儿子。所以左宗棠自己后来说：“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我觉得古代那批名士都是一诺千金，一句话可以用半生、甚至一生去践行。
　　陶澍去世以后，左宗棠就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来到了陶澍的老家，湖南益阳安化县，住进了陶家。左宗棠在安化县小淹乡待了八年时间，这八年时间左宗棠主要做的事情就是亲自教导陶桄，期间包括帮陶家维持家业，直到陶桄成年，左宗棠的女儿和陶桄成婚。
　　左宗棠在给陶桄讲课的时候，他还做一件事情，就是静心读书，书生本色。因为陶澍一生在各地为官，收藏了很多有价值的书籍。古代不像现在，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书籍实在太丰富了，但是大家有没有心境去读书？现在是一个信息过度的年代，就看你有没有吸收的意愿和能力。在古代你要找到一本好书真的不容易，左宗棠曾经写信给他的太太周夫人说：“我在这个地方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这里的藏书真的很丰富，能够读到很多有用的书。”经过这八年，左宗棠的知识、智慧大增，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左宗棠原来已经是很厉害的人了，这八年又读了陶家这么多藏书，加上他的悟性又这么高，就更不得了。
　　当时左宗棠在陶家的藏书中读到过一个小细节，这也挺有意思，陶家真是什么书都有，书中说“骆驼能识水脉”。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常识，但是在当时一般人不清楚。在陶家收藏的关于西域的书中，左宗棠读到“骆驼能识水脉”，就是说如果你骑着骆驼到了沙漠中，你可以把骆驼一放，像马一样让它奔跑。骆驼也不会跑太快，你跟得住。如果骆驼跑到某个地方停下来，用它的前蹄不停地挖，你在这个地方挖井，就可以找到水源。19世纪60年代后期，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后来朝廷要调他当陕甘总督，左宗棠就把福州船政局交给沈葆桢打理，并且让胡雪岩去帮沈葆桢，他这才放心地去做陕甘总督，经略西北，平定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解除了沙俄想借此侵吞新疆的狼子野心，挫败了沙俄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左宗棠当时行军至沙漠的时候，真的用了这个方法，而且真的很有效。这就是左宗棠当时在陶家读书的经历。
　　后来还有一个小故事，陶澍去世十几年后，陶桄已经长大成人了，陶桄在这中间还碰到一个磨难。
　　那时候曾国藩被朝廷授命搞团练，但是在初期没给他真正的实权，所以曾国藩在湖南施展不开手脚，最关键的是他拿不到军饷，那曾国藩怎么办呢？当时湖南的巡抚是骆秉章，就是后来在大渡河把石达开干掉的那位。骆秉章当时表面上对曾国藩还挺客气，但毕竟骆秉章是湖南巡抚，当时曾国藩比较理想的做法是从湖南拿到一些军饷，带着湘军到外地去打，到湖北或者江西去打太平军。曾国藩想要征军饷，骆秉章当然就不配合，骆秉章心里想，我湖南自己的军饷都不够用。
　　在军饷这个事情面前，每个人都还是以各自的利益为重，或者说军饷很重要，因为这是最主要的利益源泉。沈葆桢后来跟曾国藩闹矛盾也是这个原因。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做江西巡抚，希望沈葆桢能支持自己把天京打下来，希望沈葆桢能够提供军饷，但沈葆桢后来把军饷给截住，留在了江西，因为他也要保住江西这一块的安定，要应付太平军，也得养军队。因为军饷的原因，1852年的时候骆秉章就不怎么支持曾国藩。曾国藩后来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了一个损招，就是去找那些有钱人逼捐，比方说捐钱，不捐的话就把他抓起来。抓着抓着就抓到陶桄身上了，就是陶澍的儿子、左宗棠的女婿。曾国藩把陶桄抓来以后，陶桄受了惊吓，后来陶家也出了这笔钱。但这件事情得罪了左宗棠，有可能这就是“曾左”矛盾的源头之一。左宗棠当时不动声色，他也不就这个事情去跟曾国藩发难，但是他就说曾国藩这种做法不合理，因为搞得这些士绅不得安宁，然后湖南这批有权有势的人联合起来就把曾国藩赶出了长沙。
　　所以我们说陶澍还是很有眼光的，跟下围棋一样，托孤一托十几年、二十年都是有效的，如果没有左宗棠，当时陶桄真的会吃更多的苦头。左宗棠当时已经足够有能力，他当时已经成为湖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虽然是一介布衣，但实际上相当于代行省长之权。后来左宗棠还严重惩罚了樊燮，这是违制的，左宗棠作为布衣居然能够这么玩，樊燮就很生气，参了左宗棠一本。朝廷震怒，想惩罚左宗棠，在京师的潘祖荫，潘祖荫是探花出身，写了一句名句：“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一句话打消了咸丰皇帝想惩罚左宗棠的念头。这就是陶澍和左宗棠两个人之间的千古佳话。
　　40余年以后，1881年，左宗棠到南京做了两江总督。他在那里修了一座祠堂，专门纪念陶澍和林则徐。林则徐是左宗棠在1850年碰到的赏识、提携他的人，尽管两人只谈了一个晚上。左宗棠和陶澍、贺长龄的交往比较多，因为左宗棠18岁的时候经常去贺长龄那里借书。左宗棠在二十五、六岁的时候跟陶澍的交往，尤其26岁左宗棠第三次考进士失败，专门去江宁住了十几天，这十几天左宗棠日日夜夜地向陶澍请教、交流，对左宗棠的帮助很大。
　　更重要的是，左宗棠在科举上不顺。人在不停地遭遇挫折的时候，其实自信心是容易受到打击的，天底下没有人自信到遇到任何挫折都无所谓，都觉得自信满满，这样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即使你很有才华，如果外界不停地给你磨难和打击，肯定会挫伤你的自信。很多人就是因为挫伤过度、磨损过度，他就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很多有才华的人物都是这样的。我觉得左宗棠在他人生的关键成长期碰到了那些能够给他满血复活能量的士大夫和名臣们，这是很有幸的。